当然，法国战后局势中这两个主要特征——左派与右派间旧隙的加深和那些“巨石般的庞然大物”的出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错，共产党是出现的第一块巨石；是它的挑战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组成强大抗衡力量的反响。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要是没有旧隙的加深，共产党是不可能在战争中变得如此强大的；这种旧时的裂痕，远没有因战争和占领时期经受共同的严峻考验而有所弥合，事实上却因此而更加扩大了。
但是，如果法兰西民族没有设法去培育一支缓冲力量来抵销这些极端倾向，那就无异是自取灭亡。事实上，人民共和党这一新的温和的天主教政党的诞生和迅速兴起，最初曾使人们产生了一些希望，以为它将满足这一要求。可是，战后初期，法国政治气氛中左翼处于压倒优势，在强大而自认不讳的右翼力量尚未出现以前，人民共和党迫于形势，不得不扮演着右翼的角色。同时，它一方面要努力表示进步，并作为抵抗运动的儿女，要继续保持这一运动过去的革命斗争精神，另一方面又要努力表示保守，要维持它跟政治上可疑的教会以及政治上同样可疑的戴高乐之间的关系，在当时妥协和节制的气氛逐渐消失的情况下，这种做法使人民共和党失去了许多支持。支配着解放后法国政治舞台的那第三块、虽然总是最弱的一块巨石社会党，由于同样的原因，也无力独自担当起缓冲者的角色。因为社会党一方面由于它同“教会的、反动的”人民共和党合作并受其牵累而在同共产党较量中遭到严重的损失，另一方面，当它过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的时候又输给了人民共和党好多选票。因此，这两个可能的中间派政党都愈来愈失势，终于损害了它们自己而便宜了这一个或那一个极端派政党。的确，在一段时期内，看来好象法国是在有意造成极端派之间的冲突，从而招致民族自身的毁灭。但幸而，自我保存的本能产生了所谓“第三种势力”。这是一个由这样一些社会党人、激进党人和人民共和党人混合组成的缓冲力量，在这些人看来，共产党还是太左，而戴高乐的党则还太右。此后，这“第三种力量”取得了足够的群众支持，得以在世界事务进程的一个重要关键时刻在法国执政，他们之所以能赢得支持，是因为人们相信，舍此而外的任何另一种选择都必然意味着内战。
只有在抵抗运动富于魅力的一段时间已经过去，而且象征着这一运动的令人畏惧的人物戴高乐暂时引退之后，人们才看清楚，战争不仅出乎意料地没有带来什么变化，而且使早就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变得更加明白无疑了：基本的政治冲突仍然是阶级斗争——虽然即便如此，它往往还有几个相互交错的侧面。例如，它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无非是中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同时却也是城市工人阶级同农村工人阶级的冲突，部分地也是大资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的冲突。但是现在冲突的情况也有所不同了。大战期间，共产党人凭着他们在抵抗运动中所处的卓越地位，几乎赢得了爱国主义的全部专利权。很大一部分农民和工人曾不加怀疑地跟着共产党人，在他们强有力的领导下抵抗侵略者。但在这以前，爱国主义几乎全部是由资产阶级独占着的——事实上这是他们手里的一张王牌。然而在战争期间，资产阶级发现他们自己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如果他们同德国人合作，他们就明显地犯了最赤裸裸的卖国罪行；可是，如果他们参加了抵抗运动，那末不仅使他们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不忠于国家的合法当局——尽管那就是维希政府——而且还使他们自己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
法国资产阶级中，那些虽选择了服从维希政府的道路，却没有在任何方面同德国人实际进行勾结的人，除了只是有点软弱被动或判断失当之外是没有什么更大的过错可以责备自己的；但事实是，他们确是受到了责备——而且这种责备常常来自这样一些人，他们自己在这方面有着比被指责者更为严重的问题，他们现在攻击自己的邻人则是为了转移人们对自己的注意。这种事实也是法国战后社会中所出现的悲剧之一。另一方面，那些参加了抵抗运动的许多资产阶级分子，在战争结束以后，他们的内心痛苦也许同样巨大；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原是想在国家危急时期抛开政治分歧，但是为了实现这一值得赞美的愿望，却使他们自己落入了共产党人的手掌之中，而共产党人则是一心要在战争胜利之后永远结束资产阶级在国家公共事务中的特殊势力和统治地位的。然而在最初的时候，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党似乎为诸如这样的一些人提供了一个集合点和一个追求理想的工具，人民共和党在战后早期选举中之所以能获得惊人的成功，其理由就在于此。而且在开始时，左倾气氛曾是如此普遍，竟使人民共和党看起来几乎象是一个右派政党了。但当人民共和党的基本“左派性质”甚至也变得明显的时候，一大部分资产阶级就都转而支持那些应运而起的新的右派政党——自由共和党，戴高乐联盟，最后则是戴高乐的反共的法兰西人民联盟——不再支持人民共和党了。
如果说资产阶级在法国据有支配地位为时已久——也许是已经太长久了——那末就占全国起作用的人口总数和选民人数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农民阶级而言，这也同样是适用的。尽管存在着城乡之间的总的对立，这两个阶级却都以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真正继承者和反对专制政府的个人自由扞卫者自居，夸大而且过分地延长着它们原先扮演过的这一角色，因而都已养成了在国家事务中发号施令的习惯。更有甚者，法国的经济结构，在高度工业化的现代欧洲，是很有些不合时宜的：赋税制度使资本家和农民有可能逃避他们应付的那份纳税负担或甚至几乎完全豁免这一义务；同时，他们对工业化或现代化存有偏见，因而不大肯向工业投资。小农所有制的盛行意味着一般都用现钞而不用支票作为交换媒介。而这又转而意味着对那些为人们所广泛需用的产品征课消费税要比征收直接所得税更加便当。政府财政的依赖消费税，则又意味着在经济困难时期政府势必要借助于举债以增加其收入，而这又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同时，与此相应的一个情况是，普遍存在着小型的工商企业，而店主们又没有记帐和编送会计报表的责任，这就不但给政府造成了类似于小农制所带来的困难，而且妨碍着现代工业生产方法的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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