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在莫斯科处理国际关系方面的不妥协态度还没有严重到令人无法容忍之前，要把苏联的对外政策说成是唯一和平的政策而把所有别的国家的政策都说成是“帝国主义”的，也是相当容易的。同情共产党的人回忆起当初法共在同民主派人士团结一致反对法西斯和纳粹分子，共同支持1936年民主阵线政府时所表现的姿态，而且相信，在慕尼黑那个时候，苏联方面的类似姿态遭到了法国和英国那些愚蠢而抱有偏见的政客们的无理拒绝，并因此引起了大战的爆发。在更近一些的往事中，他们更念念不忘共产党人在反对德国人占领的抵抗运动中所作出的惊人贡献。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却实用主义地忘掉了介乎这前后两件事之间的、苏联曾同希特勒缔结过一个条约的那段时期，再不然，他们也许用自己国家的政府和英国政府没有能对苏联表示更多的谅解为词而原谅了苏联的那个行动。的确，如果说“斯大林总是正确的”这一信条对于真正的党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话，那末对于一个喜欢跟着别人跑的同情者来说，这信条也有着不容置疑的吸引力，因为这样可以省得他自己独立思考。
第三节 戴高乐的独裁统治
戴高乐的自由法国部队，来自法国国外，要指望它和长期来在国内拥有强大势力的抵抗运动部队实现统一整编而无摩擦，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上面已说过，由于盟国和法国本土的抵抗运动方面都对他抱有怀疑，戴高乐所扮演的角色特别微妙而且吃力不讨好。可是，尽管处境困难，他仍毫不犹豫地担负起了他自封的使命，不但当上了解放后极关紧要的最初几个月里的国家元首，而且成了当时和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法国政治中的枢轴和某种意义上的试金石。
1944年6月2日，在盟军登陆诺曼底之前四天，上年成立于阿尔及尔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正式使用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名称。但三大盟国对戴高乐在法国是否深孚众望仍有怀疑，因而犹豫着不想承认这一重大改变。不过，随着攻入法国的行动取得进展，这些疑虑也就消失，7月11日美国给予事实上的承认；接着在8月22日签订了一个关于民政事务方面的协议，同意法国临时政府有权任命法国整个内陆地区的官吏，但前沿地带仍置于盟军最高统帅的权力之下。10月23日，三大盟国都对临时政府予以法律上的承认。
戴高乐在打消了盟国的顾虑和担心之后，下一步就是要在他的政府中妥善安排他自己从伦敦和阿尔及尔带回来的部下和法国国内抵抗运动方面的人，使其相互间有一个适当的平衡。他很愿意承认这两方面都有一些正当的要求和愿望，但他总不免倾向于更倚重那些在他流亡的几年中一直为他所信任而又信任他的人。这一倾向在他的第一届政府中表现得很明显，其中过半数的成员都来自阿尔及尔，这就引起了抵抗运动派的不满，他们坚决要求改组。在改组后的所谓“举国一致政府”(1944年9月9日成立)中，在法国被占领时期始终留在国内的仍只有九名，作为对比，曾在阿尔及尔政府中担任过职务的却有十三名。当然，从技术上说，来自阿尔及尔的那些人中大多数也是抵抗运动的战士，因此，就抵抗运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它在政府中的代表性已很大，可是那些一直留在国内的人，是天天冒着生命危险的——其中许多人冒这种危险达四年之久，他们总想不通，为什么来自阿尔及尔的人竟也可以和他们受到同样优待。不过，这个政府在其他方面确有广泛的基础。它包含了这样一些很不相同的人物，如年高德劭的前参议院议长朱尔·让纳内，他体现了“共和国的正统性”；前天主教报纸《黎明报》主编、全国抵抗委员会主席乔治·蓬皮杜，代表抵抗运动；共产党人夏尔·狄戎；社会党人阿德里安·蒂克西埃；贾德鲁将军；以及戴高乐的两个最忠诚的助手勒内·普利文和勒内·加比唐。
同时又把1943年最初设在阿尔及尔的那个临时协商会议加以改组和扩大，使能增加法国国内抵抗运动的代表名额。会议总名额从一百零二名增加到二百四十八名，全国抵抗委员会的十九个委员全部加入了会议，而抵抗运动中的各个组织也各自派出它们的代表。有意义的是，代表战前国民议会的名额虽从二十名增加到六十名，但这些代表的入选是严格地以1940 年时曾投票反对授予贝当全权的这一有名动议为前提的。自然，这一协商会议未经人民授命，不能象正式的议会那样行事，它只能起到谘询机关的作用。在临时政府有所谘询时，它有责任提出意见；政府虽然在有关财政问题上必须征求它的意见，但不一定要听从它的建议，政府不但掌握着行政权，而且掌握着全部立法权。
的确，在随后的十四个月内——从1944年9月到1945年11月——法国政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裁政府——虽然这个独裁是人们自愿接受的，而不是强加的。戴高乐拥有无限的权力，除他自愿设置的一些限制外，不受任何约束；他的部长们又都是他一手提拔任命的，只对他一个人效忠负责。但尽管如此，戴高乐的态度始终是完全“正确”的。他到巴黎后两周，就许下诺言说，一等到法国全部解放，所有被俘和被放逐的人都得到遣返后，立刻举行制宪会议的选举。但二百万被俘和被放逐者的返回祖国，不可避免地是要花很长时间的，因此，这也就意味着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不可能会有制订新宪法的任何尝试的。的确，事后回顾起来，鉴于围绕着新宪法和制订新宪法的机构而展开的斗争引起了长时间的剧烈争吵和幻灭外，许多法国人反而觉得当初这位将军如果不是这样严格地拘泥于形式，而是索性就恢复第三共和国，或者毫不迟延地就召开制宪会议，倒还好些。也可以这样说：延迟成立制宪会议，就使得独裁统治的时期成为必要，而这无论如何可能会对新的共和国、对新共和国所由产生的审议工作，产生可疑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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