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尽管如此，中间派集团的前途绝不是因此就有了保证。参加这一集团的各党派只是在惊慌之余才走向合作的，它们相互间充满着疑忌，而且又经常受到现已被赶出了政府的共产党煽动起来的瘫痪性罢工的威胁。如果它们不能为国家提供一条行得通的可供选择的出路，那末，前途显然将会充满巨大的危险。但就在这一发千钧的时刻，戴高乐断然认定时机已经成熟，该由他出来，组织他的法兰西人民联盟来为法国提供至少一种可供选择的出路了。只有到了这时，当那个按照他的意愿创建的组织在一夜之间发展成了这样强大的一股政治力量，以致它同共产党机器之间的迎头相撞看来已可怕地迫在眉睫时，法国民族才出于其寻求调整的本能，产生了一个叫做“第三种势力”的更有分量的中间派集团，来发挥其举足轻重的平衡作用。
第二章 比利时
奇尔斯顿子爵 [英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1955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国家的分裂
(一)种族、语言和宗教信仰上的分野
(二)政治上的分野
(三)在王位问题上的分野
第三节 从解放到1947年5月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事态发展
(一)皮埃洛政府以及共产党试图通过抵抗运动夺取政权的尝试的失败 1944 年 9月至1945年2月
(二)第一届范阿克尔政府和王位问题 1945年2月至1946年2月
(三)1946年2月大选及此后的事态发展
第一节 引言
1944年底比利时获得解放后，它在外表上和物质方面的恢复速度，与其他被占领过的国家相比，是如此令人注目，以致在一个长时期内，不太仔细的观察者们，很难看清它在战败和被征服时期直接或间接所受损失的严重性。也许，直到解放后六年“王位问题”尖锐化之时，人们才充分意识到占领所带来的影响。的确，在这一问题未得最终解决以前，外表上的政治稳定必然只能是骗人的假象；在许多方面有着如此根本分歧的国家里，君主政体作为一种统一的力量是起着很重要作用的。在王位空缺着或成为不和或争吵的原因时，国家往往分裂成为各个组成部分。是一些怎样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划分在多大程度上是有交错的，这将在后面另一节中详细论述。这里只需要指出这样一点：由于国王只支持其中一个部分，而不是超然置身于各个部分之上，这就大大增加了这些相互对立的势力之间发生不可挽回的分裂的危险。
不仅如此，在比利时如同在一些邻国一样，德国人的一度占领，留下了危险的心理上的后遗症。违法、经营黑市、怠工、破坏和杀人，曾经被认为是爱国的行动，如此达四年之久。人们学会了怎样自任法官，自任警察，自任执刑人。现在解放后，要比利时人重新记住爱国意味着遵守法律和服从命令，就困难了。德国人的压迫和国内左翼抵抗运动领袖们的鼓动，再加上流亡在伦敦的领袖们的鼓励和许愿，促使人们要求在社会和经济方面进行激烈的改革，同时也使人们藐视那个当时已经回国来以“一切照旧”的自满精神统治国家的战前保守政府。
在法国，人们虽也有着很类似的心情，抱着很类似的希望，但由于有戴高乐将军的领导，问题就比较简单，因为戴高乐一开始就曾是抵抗运动的、甚至是革命的象征，解放以后也仍然是一致公认的权威核心。比利时抵抗运动没有产生堪与戴高乐相比拟的人物。回国来的比利时首相于贝尔·皮埃洛毫无革命气息；不存在什么皮埃洛神话。皮埃洛是一个诚实、疲惫、软弱的人，只希望把他的国家带回到“美好的旧时代”。法国的《人民报》(1944年11月30日)写道：“这恰恰就好象在我们新生的法国来个达拉第重新执政一样。”按常理说，国王可以——实在是应该——担当起国家领袖的角色。但当时实际上这个角色可以说是由他的兄弟查理亲王部分地担当着。国王本人失去了当领袖的资格，因为他没有肯参加或援助抵抗运动，同时还因为他在其他方面名声也不好。皮埃洛政府也并不比他更有资格些，因为尽人皆知，他们在国家刚被占领的时候，在对德国人和对国王的态度上，曾动摇不定，他们是不孚众望的，他们的权威是有争议的。在其他被占领国家，元首或政府也有暂时流亡国外的，但对他们的权威始终不曾有过怀疑，因而在艰难的岁月里，他们能够给人民提供指导。
所以，没有什么奇怪，一般比利时人在政治问题上本来就抱有的怀疑主义大大膨胀起来，使他们变得难于对付，使他们对战后试图把正常政府的那具“马笼头”轻轻套到他们头上去的那些人心存疑虑。不过，如果说比利时人的多疑和难以驾驭使试图重新统治他们的旧主人深感吃力不讨好的话，他们的这些品质也会对任何想当他们新主子的人产生相当大的怀疑，不管后者伪装得多么民主。比利时民族总的说来比法国人更笃信天主教，而一般的比利时人同一般的法国人比起来，对共产主义所抱的本能恐惧心要大得多，识破共产主义的活动策略也要早得多。德国人在占领期间关于共产主义祸害的宣传，无疑是有些影响的，除此以外，有一些比利时抵抗运动组织肯定是带有右派色彩和反共色彩的。不仅如此，解放后，形势诱使共产党人过早地摊了底牌，这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并不真正得策。从共产党人对他们在比利时和法国遇到的两个类似挑战所作出的不同反应中可以看出，他们知道他们在比利时的地位并不象在法国那么稳固。当戴高乐决定解散民兵，打破抵抗运动部队对民事生活的控制时，法国共产党人提了抗议，但还是让了步，满足于暂且等待时机；可是当皮埃洛采取同样步骤时，比利时共产党人却觉得时间不容再等待了，就进行了反击，结果失败了，衰落了。然而，皮埃洛政府的胜利是付出了极大代价的，因为，这场斗争的结果使他们同共产党人一样威信扫地，其后不久，他们就因斗争中所受的损害而下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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