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的社会与政治生活之所以解放得比较晚，它进入“现代国家”行列之所以比较迟，那是由于1849年它在民主政体道路上跨出的第一步未免过早，也过于突然。当然，那个时候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已经在出现民主外貌的一些主要特点，这些特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仍然保留着，可是就丹麦来说，却是为时太早，因为它势必从专制制度一下子直接转变为民主，而大多数有关的其他国家，早已在这之前的一系列发展阶段逐渐甩掉专制制度了。
就象别的一些实行议会制过早过猛的国家一样，丹麦先曾于1660年走向另一个极端，给自己建立了一个世袭的专制君主政权。这个在理论上说来是专制的政权，在其后期却采取好几个走向议会民主和社会民主的极为重要的步骤，而在1849年，国王还居然让这个国家有了一部民主的宪法。然而，这一措施，却在既得利益受到威胁的那些人中间，压出了一阵反动，这阵反动之强大，足以使宪法条文几同虚设，并把民主自由的实现推迟了达半个世纪之久。继这一挫折而来的转向专制政治的倒退，不仅与西欧当时的一般发展趋势完全脱节，而且也加剧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对抗，增强了享受不到特权的那部分人的激进倾向，而当时，激进主义正由于种种其他原因而在到处得势。另一方面，这一倒退也有它激发进步运动的好的一面，这些进步运动，正因为是在反抗精神中产生的，就显得格外有力。因此，在整个十九世纪下半叶这一在其他方面说来是政治倒退的时期中，有一些制度诸如平民中等学校、工人教育协会、合作社运动、工会运动和新闻自由等，却都成了积极推进社会下层群众的公民教育的力量。
1901年，进步的下院战胜了反动的上院，从此开始了一个对国家进行彻底改革的不断前进的运动，结果，不到二十年，丹麦就成了一个模范的民主国家。下面这一事实很能突出表明丹麦在民主方面进步的持续性——以及它的独一无二的好运气：1915年当欧洲各大国都在倾全力于战争时，丹麦人却修订了他们的宪法，这次修订除有其他内容外，特别是把选举权扩大到了所有年满二十五岁的人，包括妇女在内。战后，从1920年起，他们陆续把大庄园产业划分为小块土地分配出去，结果，终于产生了两万户个体经营的小农场。
这些成就表明，在丹麦是左的情绪和左翼党派占着优势，可是从二十世纪初以来，丹麦未曾有过一个党派能够单独在下院中拥有多数议席。这一情况是实行了一种复杂的比例代表选举制的结果，在这种选举制度下，议席分配得很散，每个少数党派都能无遗漏地得到代表，因此除成立少数党政府外，只有组织联合政府一途。事实上，从1920年至1929年，丹麦就是由少数党政府统治着——两届自由党政府和一届社会民主党政府，而从 1929年至 1940年则由社会党人和激进党人所组成的联合政府执政。需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政党的合作，才能保证法案在议会中通过，但幸而这一点常常证明是可以办得到的，因此政治上的派系斗争并没有堵塞进步的道路。例如，在1933年，当丹麦也象其他国家一样受到世界经济萧条所引起的劳工风潮的困扰时，社会党、激进党和自由党通过所谓坎斯勒加德协定，共同保证采取一些被认为是应付当时局势所必要的措施。又如在1937年，通过政党间类似的合作，对初等教育进行了一次彻底整顿。大约就在这同时，所有政党还曾联合起来对宪法作进一步修订；可是，虽然它们设法使议会两院都通过了宪法修改案，但议会的这一决定，依法需要有公民投票中百分之四十五的票数赞成才能得到批准，而在1939年的公民投票中该法案却以极微小的票数之差没有能赢得所需的百分之四十五赞成票。
在这段时期内，原来是第一大党的农民党(农民自由党)已把这一地位让给了社会民主党。甚至在1849年国王批准第一部宪法之前，丹麦经营个体农场的农民就已作为自由民主主义的旗手而大露头角了；1870年起，他们的政党(当时称为“统一左翼党”)在下院拥有多数议席达一个多世代之久，虽然保守派内阁仍凭着宫廷和上院的支持而继续掌权。1901年下院的无上权威得到承认之后，农民党就取得了其应有的执政地位，组织了几届内阁，实行了许多改革，但是，农民日益富裕的经济情况逐渐地改变了他们这个政党的性质和观点。它对社会改革的同情开始衰退，到了1920年，它的纲领中主要就只剩下对于曾使农民富裕起来的自由贸易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制度表示向往的内容了。而且，虽然在丹麦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城市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一支需要认真对待的力量，但该党对城市工业中的尖锐问题极少关心。严重的城乡对立一直是丹麦政治生活的一大特色，农民党虽然在乡村地区仍有很巩固的地位，却愈来愈不能同它在城市中的原有支持者保持良好关系(原先是它的民主政策把他们争取过来的)，结果，一个叫做激进党(激进左翼党)的新党就发展壮大起来了。
激进党虽然一直是四大政党中最小的一个，但因为它有来自知识界的杰出领袖，同时因为它在其他政党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很快就成了丹麦的一大势力。这个党中那些颇有点教条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民主主义者——一批有文学修养、宗教上抱有自由思想、主张和平主义的人物——成了既是替城市中的手艺工人，也是替地位较低下的农业工人和租种农场土地的佃户们说话的发言人，这些农业工人和佃户感到自己受农场主的剥削，而且农民党又不理睬他们。最后激进党终于因社会民主党的得势而黯然失色，但有一个时候这两党曾携手合作，从而凑成了一个执政的多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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