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央会议。以美国国会和希腊同盟为楷模，专门负责保护这个欧洲大家庭的公共福利。虽然他 的梦想未能实现，可是他却预言迟早还是会实现的，因为这是势所必然。他说：“在我失败和我 的体系毁灭后，我相信除非主要国家能够集中和联合，否则在欧洲不可能建立任何的伟大平衡。 在下一次伟大的冲突中，君主若能了解人民的希望，就可以成为全欧的元首，一切随心所欲。” （见拉斯卡萨斯所著的《拿破仑皇帝在圣海仑岛上的私生活和谈话》一书。） 不管我们对他这个伟大计划的观感如何，但英国人对它却深恶痛绝。因为如果欧洲成了一个 联邦，那么英国就不可能再维持海上霸王的地位。所以英法冲突是生死之争，拿破仑凭着他的将 才曾经一再向联盟势力挑战。在这一斗争中，他的第一个最大的资本就是他能确保指挥上的统一， 因为他同时是法国的独裁者和总司令；他的第二个资本是他坚决认为在战争中的推动力不是恐怖 而是荣誉，这是合乎革命精神的，从而使新兴的法兰西民族主义对命运产生了一种英雄式的信心； 第三个资本是他的天才。作为一个将军，弗伊将军对他的描写可说是最能表现其特点的。 “凭着他的热情，即使他也有错误，但是拿破仑仍不愧为近代的伟大战士。他在会战中显出 过人的勇气，有精密计算的耐性，心中充满突发的灵感，善于猜透敌人的计划。拿破仑具有军事 这一行业所要求的各种特性，温和和雄健，善于出敌不意，对于有时会产生重要结局的细节也绝 不放松。他在会战中十分冷静而且无比英勇，他的心灵不仅善于沈思，更能随机应变，充满迅速 和突发的天才。” 在战场上，他的行动也很特别。在部队前进时，他通常总是留在后方，但是当接近敌人时， 他马上就赶到前面去。他对一切事物都必须亲眼看过才算数，因为他曾经说过：“将军如果不用 他们的眼睛来观察一切，那就永远不配指挥一支军队。”他格外珍惜时间，白天视察，夜间回来 工作。考兰科说：“皇帝总是在夜里十一时起来，或者最迟十二时，此时各军的报告都已经送到 他的手中。在工作三两个小时后，就开始颁发第二天的命令。”他用这种办法使部队在第二天吹 起床号的时候就可以接到以最新情报为根据的命令。他说：“在战争中，时间的损失是无法弥补 的，任何理由都说不过去，因为只有延误才会使作战失败。” 作为一个军人，拿破仑的出生时代又使他蒙受了双倍利益。因为从七年战争结束到这个世纪 末，法国的军事组织和战术，都已发生了广泛的改变。虽然燧发枪并没有太大进步，可是格里包 法尔却已经使炮兵有了重大改进。拿破仑本是炮兵出身，他在青年时期曾经研究过罗宾斯的《新 炮兵技术原理》 。在这一时期的会战中，因为火枪的有效射程太短，所以野战炮兵可以迅速前进到 距离敌人三百五十码以内的地方，将敌人的步兵轰成碎片。可是说也奇怪，这一事实的充分意义 直到拿破仑战争末期才被完全认清。 1759 年，应该感谢沙克斯的试验，布罗格利元帅开始建立师的制度，到 1804 年，它演变成 拿破仑的军的基础----这是一支完全自给自足的部队。不过最伟大的发明还是征兵制，这是 1798 年由茹尔丹将军和五百人议会所建立的。虽然强迫服役的观念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可是执政府 却让它有了全国性的基础，每一个身体强壮的男性公民从二十岁到二十五岁，根据法律有强迫为 国家服役的义务。征兵制不仅使拿破仑的征服政策有实现的可能性，而且因为一般兵员的智力水 准大大提高，所以步兵战术也彻底改变了。 虽然法国所征召的新兵缺乏训练，可是他们的战术却很有特点，富有弹性，以一人一枪为基 础，而不是机械地发射排枪。这些“散兵”，如威尔逊爵士所说的那样，眼光锐利如雪貂，行动 灵敏似松鼠。一位普鲁士军官也说：“在森林中，士兵们都解散了行列，也不采取任何操练中的 行动，仅仅依靠树木的掩护来发射，他们不仅可以与我们相比美，而且还更优越。我们的士兵惯
于在开阔地形并肩作战，所以反倒很难适应这种几乎没有秩序的情形，容易成为敌人的目标。” 同样重要的是，法军在敌国中就地取食，所以法军纵列所需要的牲口数量仅相当于普鲁士补给纵 队的几分之一。这也使法军的机动性大为提高。 这就是拿破仑所继承得到的陆军----积极的，机动的，聪明的和狂热的，但是在纪律方面却 有弱点，所以考兰科评论这位皇帝说：“他早已暗自承认他的这种战争体系是不能容忍严厉纪律 的，正好像部队如无适当给养就只能勉强生活一样。”虽然如此，这却是一个危险的原则，很难 运用。在艾劳之战后有六万人逃亡；在瓦格拉姆之战前有数以千计的人员被灌醉了。但是以士气 而言，这支军队的精神异常坚定。这支军队是以精神训练的，而与奥、普、俄、英等国的军队都 不同。对于后者，戈德曾经说过：“他陛下（称拿破仑）认为英国军队未免太严厉了，结果常使 个人无法发挥其荣誉心。” 作为战略家，拿破仑可说是前无古人，而他所处的时代也使他深受其利，因为当时的道路情 况已经大大改善。因为繁荣的增进需要较好的道路，而道路发展之后，这个地区就会进一步繁荣。 结果使军队在行军时较易就地觅食，于是从马尔波罗和杜伦尼时代起的仓库兵站旧有体系，就可 以完全弃之不用了。 拿破仑本人是一个伟大的道路建筑家，他充分认识到这个变化，他的战略大都是以此为基础 的。在乌尔姆战役中，他的部下说：“皇帝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的战争方法，他所利用的是我们的 两腿，而不是我们的刺刀。”或是如他自己所说：“战争的艺术也和力学一样，时间是重量与力 量之间的一个重要因素。”（注：在耶拿战役中，普军每天的行军距离很少超过十二英里半到十 五英里。而在法军方面有些行军的速度是很惊人的。有一次，兰纳斯军在五十小时中走过了六十 五英里；另一次，贝尔纳多特军在六十九小时中走过了七十五英里。拿破仑的许多成功都是高速 行军的功劳。） 如果说速度为其战略的灵魂，那么计划就可以算是它的躯壳。拿破仑心中总是有一个计划的 ----这是战略性的，而不一定是战术性的----拟定这个计划的根据是他自己的意图，他对敌人的 意图很少加以考虑，甚至完全不考虑。1807 年，他对苏尔特说：“一个人永远不必去猜想敌人的 意图，因为我的意图总是一样的。”这句话的意义也就他把主动精神发挥到了极限。他的计划总 是采取攻势的。早在 1793 年，他就曾经说过：“躲在堑壕后面的人必败无疑，在这一点上经验与 理论是一致的”。 以后在圣海伦斯岛上，他还是说：“简而言之，我的思想与腓特烈一致，一定要先下手为强。” 他的战术也和战略一样，几乎全是采取攻势。在他所有的战役中，只有一个战例是完全防御 性的会战，那就是 1813 年 10 月 18 日的莱比锡会战。原因之一是他的进取精神，另一个原因是他 自己所说的：“从防御的态势改变为攻击的态势，实在是最微妙的行动之一。” 作为战术家，他具有奇特的眼光。他说：“会战的命运就是一个单独时间、单独思想的问题。 决定性的时机到了，精神的火花点燃了，于是一支最小的预备队就足以解决一切。”他又说：“在 会战中有时只需采取一个最小的行动就具有决定性，从而获得胜利。一滴水就可以使水瓶中的水 溢出来。”考兰科在评论他的战术才能时，也有这样一段话：“即使是在对敌人作乘胜追击时， 或者是在他的最伟大胜利的热浪中，皇帝不管自己如何困乏，他对地形总是特别注意，准备一旦 遭遇挫折时，可以有个退守之地。在这方面，他对于各地的局部情形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一个地 区的图形好像已经印在他的大脑中，形成模型一样。从来没有第二个人同时有这样的记忆力和创 造性的天才。他几乎是在一碗泥土中，撮成了人马和枪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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