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条英机一方面在中国的东北残酷镇压抗日力量，一方面还阴谋策动内蒙叛乱，妄图使内蒙脱离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这既是出于对大规模侵华的需要，也是为有利于未来的对苏作战。东条英机在１９３７年的６月９日，曾以关东军参谋的身份给日本大本营写东条英机传 ・２８・过一份奏折，其中写道 ：“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给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为最上策 。”
事实上，日军以武力侵占我东北三省后，就积极伺机入侵我华北地区。首先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投降卖国主义 ， 与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 同时还积极扶植汉奸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蒙古军政府 ”，逐步对我华北地区特别是平津重镇形成战略包围，以此而言，平津一带，在１９３７年时，实际已成为抗战的前线。当时北平的外围形势是相当严峻的，北宁路沿线，西起丰台东到山海关，关东军有部队驻扎，北平东面有汉奸“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北面和西北面，均有受日军收买的敌伪军。唯有西南面，为当时国民党军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防守，其中包括位于平汉铁路线上的芦沟桥，也在宋哲元部的防区内。
尽管当时的形势已是十分的危急，但国民党守军并未因此而作好充分的抗战准备。与此相反，日军则是早就做好了积极进攻的准备。１９３６年８月，日本政府通过了一个“基本国策”文件，指出日本的意向是对中国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进攻，并随即进行国家战时动员。加之日本当时已与德、意形成轴心国体东条英机传 ・２９・制，美英对日本的侵华行迳又姑息纵容，日军的侵略气焰就更为嚣张，大肆在长城地区集结部队，随时准备寻找借口，开始全面的侵华行动。
昭和１２年（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在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精心策划下，日军借口当夜在芦沟桥附近演习时遭我二十九军枪击，且一名叫石山的士兵失踪，首先以一营兵力向我宛平县城发起猛攻。“七・七事变”正式爆发。
日本以“九・一八”在东北的故伎，想在华北重演，激起了我二十九军抗日将士的强烈愤慨。二十九军将士发出“誓与桥共存亡，决不后退”的誓言。北平广大群众在我地下党的宣传动员下，积极声援二十九军的抗日行动，并开展前线慰问，救护伤员等工作。中共中央很快即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７月１１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召集了紧急内阁会议，决定大举出兵，进攻中国，１６日即调１０万日本陆军部队到中国战场。１７日，在东京又召开了“五相会议 ”，决定动员侵华日军４０万人。
“七・七事变”爆发后，东条英机指挥关东军，加快了军事行动的步伐。他利用手中掌握的北宁铁路，每天大批大批地将关东军部队调入关内，协同自塘沽东条英机传 ・３０・一带紧急登陆的日军，对平津地区大举进攻。２１日至２６日，以猛烈炮火轰击我宛平、廊坊等地的二十九军，２７日猛攻南宛、北宛。二十九军虽经顽强抵抗，但终究死伤惨重，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等相继阵亡。３０日，北平、天津同时沧陷日军手中。日军为实施快速作战，不给中国军队以喘息的机会，在攻陷平津之后，随即以此为依托，开始向平绥铁路、平汉铁路、津浦铁路三个方向发动进攻。同时从长城线向西切断同蒲路，南下平汉路西面，会攻山西。山西已成为日军在华北地区作战的一个重要目标。关东军此时的任务就是要迅速打开通往山西的道路。为此，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当然不会放弃这一为天皇“立功”的大好时机。他组织了关东军精锐部队组成东条兵团，沿平绥线进攻南口重镇，于８月２日在张北地区击溃了二十九军一四三师刘汝明的部队，突破了长城防线，攻占了万全县和八角台。８月２４日，东条兵团侵占了张家口。由于平绥一线的国民党守军被动防御，甚至不战而退，致使东条兵团一路顺利攻占平绥沿线战略要地，并迫使大同国民党守军弃城逃走，９月１２日，东条兵团攻占山西重镇大同市。
大同得手后，东条兵团更加不可一世。加之山西国民党阎锡山的军队腐败透顶，无心亦根本无力抗战，大同沦陷，晋北门户大开，东条兵团如入无人之境，东条英机传 ・３１・１０月１４日攻占绥远，１６日攻下包头，随即控制了整个内蒙地区。这就为入侵华北的日军迅速向南线发动进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东条英机在率关东军占领大同之后，马上乘飞机返回了伪满的首府长春，主持策划对苏作战计划。因为无论是在东条还是日本大本营看来，关东军的真正大敌不是国民党军，而是苏联。故而对苏作战阴谋乃是至关重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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