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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狂人:东条英机_解力夫【完结】(27)

  话说东条英机率领兵团攻陷山西大同之后,他就急返伪满洲国的首府——长春,策划准备向苏联作战的阴谋了。从张鼓峰事件到诺门坎事件,身为陆军部次官和空军部长的东条,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为了进一步取得德、意法西斯势力的援助,以便早日征服中国,回过头来进攻苏联,日本法西斯经过谈判,于1937年11月6日同德、意法西斯签订了《日本、意大利和德国议定书》。通过这个议定书,意大利正式参加了1936年签订的日德“防共协定”。从此,三个法西斯轴心国侵略集团正式形成。

  事隔不久,1938年1、2月间,德国法西斯由于在欧洲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需要,向日本提议签订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日本出于不断扩大侵华战争的需要,也不满足于已有的“防共协定”,渴望签订三国军事同盟,于是一拍即合。5月初,近卫内阁由陆军、海军、外务三省(部),拟定了日、德、意三国加强合作以对付苏联的基本方案。其后,日德双方频频接触。日本政府发起进攻武汉战役时,日本关东军特种情报机关截收了远东苏军一份密码电报。其中提到“应在香山洞(位于张鼓峰东北约12公里)以西高地配置兵力”。日本军事当局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试探一下苏联的反应,也向其德国伙伴表明签订反苏军事同盟的决心,于是一场蓄意向苏联进行军事挑衅的阴谋就这样确定了。

  张鼓峰临近中苏边界,在图们江口上游20多公里的东岸,是一个海拔只有150米左右的高地。在天气晴朗的时候,还可以遥望海参崴海港。沙草峰是位于张鼓峰北方2公里多的一个隆起的山峰,其高度略低于张鼓峰。所说的张鼓峰事件就是日苏双方军队围绕这两个山峰,反复进行决死战斗的地方。

  7月16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东条等人,对驻朝鲜日军司令官中村孝太郎中将下达命令,要驻朝鲜第十九师团尾高龟藏的部队集中到边境一带,准备向苏联进攻。7月30日,日军一个营抢占张鼓峰,次日又一个步兵营攻击位于张鼓峰以北的沙草峰,进行武装挑衅。8月5日,苏军开始反攻,经过5天激战,击退了日军。8月11日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在这次军事冲突中,日方出动7000人、大炮37门。苏军出动大约2万人,大炮近百门,还有200多辆坦克。由于苏军坚持自卫原则,日军也不敢扩大事端,张鼓峰事件便以日本帝国主义的挑衅失败而告终。

  张鼓峰事件后,日德之间关于签订三国军事同盟的谈判继续进行。不过,这时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对三国军事同盟的攻击对象问题发生了意见分歧。7月间,经五相(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会议讨论决定,军事同盟为“防共协定”的扩大,日本分别同德国签订反苏军事同盟,同意大利签订攻击英国的协定。但是,以东条为首的陆军将领对此表示反对,不同意军事同盟是“防共协定”的延续,不同意分别签,而主张签一个包括针对苏、美、英、法在内的三国军事同盟。外务省反对陆军的主张。驻德大使东乡甚至要求停止谈判,以免恶化同美、英、法的关系,对日本的将来不利。海军也不同意陆军的方案。海军省次官山本五十六认为,这样的军事协定会激起日本同美、英的战争,而日本海军兵力届时将抵不过美国。海军和外务省的基调是只以苏联为对象。陆军的主张是全盘接受了德国的主张。德国预计将来对英、法、美作战,要求不仅把苏联,也把英、法、美作为对象。近卫内阁在争论中下了台。1939年平沼骐一郎组阁后,前后又召开70次五相会议,谋求统一意见。

  这时,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攻占武汉,又陷广州,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军事当局东条等人,渴望早日签订三国军事同盟,借以增加反苏的资本。为了用反苏的实际行动推动这一军事同盟的签订,以及对竭诚援助中国抗战的苏联进行武力恫吓,不使苏联通过蒙古就近支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斗争,日本帝国主义于1939年5月,又在中国东北的西部中蒙边境制造了诺门坎事件,发动了规模较张鼓峰事件更大的反苏军事挑衅。

  早在军事行动之前,日本关东军就对诺门坎地区苏蒙兵力的配置及当地地形和自然条件进行了周密的侦察。所谓诺门坎地区,是指海拉尔以南约200公里的地方,即从汗达盖、将军庙、阿穆古郎一线到哈勒欣河的地区。

  诺门坎周围是一片广阔的不毛之地,哈勒欣河东岸到处分布着沙丘、风淤沙堆和洼地。事件发生当时,又遍地丛生着杂草和灌木。在地形起伏较多的地方,坦克、装甲车、汽车等都难以行动。浩尔斯丁河从诺门坎中间穿过,把这个地区分成南北两地。浩尔斯丁河是哈勒欣河的一条支流,它是一条宽3—4米、水深约2米的小河流,但其河谷的宽度约达1500米,是个泥泞地带。1935年,日本关东军测量队员曾在这条浩尔斯丁河流域被蒙军抓住。

  在发生战斗的地方,哈勒欣河宽约30—40米,水深约2米,流速每秒约1米,只要拥有渡河工具,部队渡河并不困难。

  哈勒欣河西岸的台地,看来比河面至少要高50米。苏军炮兵就在这些台地部署阵地,并充分利用了制高点,猛烈地轰击日军。但从日军一侧,却完全看不到台地上的苏军情况。

  日本关东军在进行了详细的侦察和部署之后,1939年4月,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就命令所属各兵团司令官要执行《满苏边境纠纷处理纲要》。纲要指出,一旦发生纠纷,要求前线部队“断然采取坚决果敢的行动”,至于对由此而产生的事态进行处理和收拾局面,要“信赖上级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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