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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_[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完结】(102)

  总统工作班子中的工作十分有意思,虽然当时即1991年的形势很复杂,国内的事件——希望和失望不断交替出现,打击和反打击落在“心口窝上”、脑袋上和臀部上——瞬息万变,令人头晕目眩。我在我的书中谈到令我难忘的职业里程碑——首先是为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做准备、这次峰会本身以及戈尔巴乔夫和布什在莫斯科会晤和签订第一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邀请戈尔巴乔夫参加“七国集团”会议当然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突破,标志着我国转向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但他参加会议这件事本身不很成功(虽然也不能说很不成功)。玛格丽特·撒切尔尤其觉察到了这一点,当时她已经“下台”,来使馆看望在那里下榻的戈尔巴乔夫。我不是她热烈的崇拜者,但那一天我不能不肯定她判断的洞察力和速度。“铁娘子”在谈到“七国集团”成员时说:“他们欺骗了你们。他们怎么不明白,现在最主要的是真正支持戈尔巴乔夫,采取重大步骤来巩固你们在苏联开始做的一切。”我感到,乔治·布什的思想开始从这方面考虑,他在莫斯科会晤和随后访问基辅时的某些言论表明了这一点。但是过了几个星期才明白,一切都已经晚了。组织八月叛乱的人以为他们是在拯救苏联,可是这次叛乱决定了我国雪崩似的和主要是非法的毁灭。

  当时和后来我都不曾怀疑过戈尔巴乔夫“本人在支持叛乱分子”。依我看,这种怀疑十分荒唐。我不去罗列理由,但要指出一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关于事件的说法一变再变,而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改变和不承认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对于我来说,这就足够了。

  1991年12月对于我们大家,首先是对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来说,是艰难的考验。他极其体面地经受住了这一考验,这是我当时每一天都目睹的情景。他最后几次与各国领导人的电话交谈,同乔治·布什在西方圣诞节的谈话和后来向全国作最后的电视讲话(这次讲话多数人没有好好听,没有得到理解和应有的评价)——在艰难历史的刻度表上这一切的地位都非常高。我们的个人问题和对今后个人命运的推测与这场悲剧相比当然微不足道,但我们大家还是尝试去看清未来模糊不清的前景,从中看清自己的前途。但不太成功。

  大约是12月20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亚·阿·阿夫杰耶夫给我打了电话。他说,我们现在建议外交部在总统工作班子中工作并让保留外交部编制的全体工作人员回外交部。但行动要快,因为苏联外交部时日不多,我们很快要与我们目前的职务告别。要是您决定回部里来,我们会尽快办好一切手续。

  对于这样的建议当然应该感谢,我也确实对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表示了谢意。我虽说还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却告诉他,我不能接受这一邀请(我无法想象自己置身于叶利钦总统身边)。过了两个星期,克里姆林宫干部部门给了我一本劳动手册,其中说根据某某条规定我被从苏联总统工作班子中辞退(好像说的是“由于雇主不再存在”)。我生活中一个事件不断的重要阶段结束了,新阶段开始了,后来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决定后悔过。

  此后的这些年我都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工作。关于这个组织和忙碌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许多计划,应该单独写一写,现在我只指出,要操心的事很多,而我的工作(基金会的国际联络和新闻界)十分有意思,而且还有足够的时间继续去担任同声传译的工作。起先令我和我的家庭担心的经济收入问题便这样解决了。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弦外之音?(5)

  现在我从旁观察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和外交活动,当然明白我们的继承者们必然想要作某些改变,这很正常,不可能不这样。但是很快表现出的对前人成就不屑一顾的态度,装作目前的对外政策、目前同西方的合作现在随着“邪恶帝国”的完蛋才开始的尝试,对新思维嗤之以鼻,把新思维与俄罗斯国家利益对立起来——这一切令我(也不仅令我)气愤难平。问题仍然不仅是和并不是词语,因为不愿承认并实施改革时期苏联和独立的俄罗斯对外政策的继承关系导致许多错误和失误。顺便提一下,这也不会在外国伙伴的心目中为俄国领导人增添敬意。实际上,这种继承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下来,不这样也不可能。承认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我国与世界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路线,面对对全人类的现实的全球挑战的合作,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方针——这与“新思维”概念联系起来的一切不是一时兴起的“点子”,而是反映了世界和我国的现实需求。

  经验表明,背离这一路线的尝试、来回瞎折腾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一会儿“投向西方”、发誓忠于“西方价值观”而损害与南方和东方的关系,一会儿又退回到相反的方向、把西方尤其是美国制造成新的“敌人形象”。我国的领导人照例或迟或早在国际事务中要回归戈尔巴乔夫的轨道,即使前总统的名字不仅被缄口不提,而且几乎列入了“黑名单”,如同勃列日涅夫时期赫鲁晓夫的名字一样。词语,这一回是名字,没有说出来,但实际上戈尔巴乔夫的外交遗产继续在为俄罗斯发挥作用。今天这一遗产的积极惯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再也不能回到对抗方针上去。但正如2004年底格外清楚表明的那样,今天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与对内政策相比问题不少。我国近10年来形成的、与正常的民主相距甚远的、独特的“俄罗斯制度”不能不给今天的对外政策打上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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