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二十大后成长的一代
在童年和青少年适逢战争年代和战后最初年代的我那一代人的生活中，除了战争的开始和胜利，一个巨大的事件自然是斯大林的去世。当时我所有的朋友和熟人产生的第一个问题是：“没有他怎么办？”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常听到一个新的有多重含义的词——“被恢复名誉的人”。他们在讲述成千上万的“政治犯”在劳改营和监狱里的生与死时话语不多。亲历者的讲述对一些事件和事实作了新的说明，老一代人根据自身经验了解到这些事件和事实的许多方面，他们不让我们青年人公开谈论“没有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者”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和有什么危险，为什么“在最高层”会有“医生杀人犯”，为把世界从法西斯手里解放出来作出了决定性贡献的我国人民当中为什么至今会有这么多不怀好意的人和敌人？
我们先是从有关赫鲁晓夫向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克服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的传言中，后来从关于这个报告的正式通报中，获得了对这些及其他尖锐问题的最早的权威性的和以其坦诚而震撼人心的答案。后来，当我思考斯大林逝世的情况时，我不能想像身患重病的无所不能的领袖怎么会在许多小时里完全一个人呆在受到特别保护的“最近的”别墅里，没有任何医疗救助，甚至他的亲生女儿也长期不能探视他，我对自己的想法大吃一惊：“在最高层”的制度是多么残酷、缺少人道。
当1950年代后5年开始所谓的“赫鲁晓夫的召唤”的时候，我在汉学研究所的同志和同事（其中包括尤里·列瓦达）的介绍下入了党，赫鲁晓夫需要召新人，年轻人入党是为了巩固他自己在与反对消除斯大林的专制遗产的那部分党内官僚的斗争中的地位。
在朱可夫元帅的有力支持下，赫鲁晓夫当时似乎战胜了他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中的主要对手，但是最终被他提拔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那些人在他背后密谋“对付”他，实际上把他软禁了，使这位愿意与成千上万的人有经常往来的70岁的人与国家和世界相隔绝。
我确信，在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所有真正重大的错误和战术失误中，党和国家高层官僚的保守多数派最不能原谅他的，是尖锐地和公开地批判斯大林的罪行，实际上是批判斯大林的统治制度。在许多年里，党的机构、军队、国家安全机关中对他的许多创举和干部决定不满的政治对手有意“暗中破坏”，一步一步地或者公开地诋毁赫鲁晓夫。在与各种各样的人——从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到教师、大学生和矿工——见面和交谈的时候，在从西部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到东部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和阿尔泰边疆区的城市和乡村公开讲演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确信这一点。工于心计的官员和妒忌者成功地使赫鲁晓夫与创作知识分子产生了不和。然而，正是在赫鲁晓夫时代，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首次发表在特瓦尔多夫斯基主办的《新世界》杂志上，同时索尔仁尼琴在《真理报》被提名为列宁奖候选人。
与尼·谢·赫鲁晓夫一些纯粹见机行事的互相矛盾的讲话相反，他坚决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洗刷斯大林的罪行。1964年7月在莫斯科欢迎以雅诺什·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党政代表团的集会上，他公开对全世界宣布：“斯大林向自己人射击，向革命的老战士射击，因为这一恣意妄为我们谴责他。想改变我国的领导和为斯大林的所有非法行为辩解是枉费心机……”这句话反映了“在最高层持续的争权斗争的实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说得简明扼要：“黑狗洗不白。”仅仅三个月（！）之后他就成了他的政治亲信在克格勃主席弗·叶·谢米恰斯内积极参与下进行的阴谋的牺牲品。
在赫鲁晓夫时代开始的苏共和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在他辞职后被中止了，为斯大林镇压的受害者的平反工作实际上也终止了，在媒体上开始了诋毁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讲话的运动，把问题的实质归结为纯粹的个人恩怨和报复心理。在政治舞台上演出了经过改编的、在列昂尼德·伊里奇生命的最后几年以悲喜剧形式展现在广大公众面前的个人崇拜。
在安德罗波夫的卢比扬卡办公室里
1982年4月，当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邀请包括我在内的中央委员会机关的一小批顾问去他的卢比扬卡办公室时，我感到国家领导层存在深刻的危机。我们为列宁的例行诞辰纪念报告准备材料，委托安德罗波夫宣读报告。我们认为，这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对他抱有特别的好感的表现。［1］
克格勃主席的助手维克托·沙拉波夫来到了我们工作的别墅。同他的谈话有助于更好地领会订货人的意图和风格。诚然，报告的结尾部分在撰写时没有征询沙拉波夫的意见，完全是由宣传部的同志们写的。
我是第一次去卢比扬卡，也希望是最后一次。在主席接待室里我没有发现特别的奢华。人们迅速地、静静地进进出出，我觉得都是不引人注意的人，与莫斯科街头成千上万的匆匆走过的人相比，也许只是仪容更整洁和心事更多。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看起来瘦得厉害，也许身体有病，但是非常亲切地见了我们，并且立刻用一个幽默的问题博得了大家对他的好感：“嗯，你们想过你们编了些什么吗？”然后相当认真地并出乎我们意料地开始尖锐批评起报告的结尾部分，这一部分基本是对列昂尼德·伊里奇和“列宁的中央委员会”的仪式性的颂扬。安德罗波夫最后明确指出，无论是列昂尼德·伊里奇还是苏共中央委员会都不能被称作“所有人的创造性工作的榜样”，因为实际情况和整个环境都没有提供这样做的任何理由。所以应该彻底放弃吹捧性的评价。他在讲这些话时字斟句酌，令人感到他至少讲出了他可能讲的话。那次接见的印象永远保留了下来。这个国内消息最灵通的人和由于职业关系最封闭的人，实际上坦诚而充满信任地告诉我们，“最高层”发生的事情是不正常和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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