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被确凿的文件证实的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推翻它们。所以苏联解体的主要元凶使用了在一定环境下早就被采用的方法——尽可能大声地喊：“抓贼！”
这张密纹宣传唱片取得“震耳欲聋的”成功的秘密在于，它将左派和右派激进分子的声音和利益融合和结合在一起，他们需要相互证明和保持他们的政治存在。这种利益结合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关于相互大赦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1993年10月3—4日莫斯科事件的参加者，关于放弃追究下达炮击和进攻白宫——俄罗斯议会的指令的人的责任的肮脏协议。他们相互原谅他们的滔天罪行……
俄罗斯总统继叛乱分子之后与改革决裂，首先就是与改革的社会民主目标决裂。改革的主要成果——社会意识和公民意识的高涨、公开性、言论自由遭到了新的专制政权（实际上不受任何东西和任何人限制的金钱、大寡头资本和影子资本政权）的新的考验。但是没有能彻底消灭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未过时的价值观，我想谁也消灭不了这种价值观。
改革的经验与现代国家：
什么是俄罗斯强大的总统制政权呢？
我认为，20年之后全面评价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经验对于思考俄罗斯今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几年来有一个广泛流传的改革观点认为，似乎改革也是普京从叶利钦那里继承下来的混乱和无序的首要原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从前和今后所需要的就不是什么民主而是“铁腕”政治。最“专横”的人毫不掩饰地断言，我们需要俄罗斯的皮诺切特，甚至着手安排智利独裁者访问俄罗斯。还有其他的“铁腕”支持者。他们证明我国需要的不是如此令人厌恶的个人独裁模式，而是个人独裁的其他形式——要么是极权主义的自由主义，要么是自由主义的极权主义。还时常有人建议引进中国模式，似乎忘记了中国模式在许多方面是由这个古老的大国的独一无二的特点所决定的。但是所有这种建议通常都认为，俄罗斯社会还没有为独立的民主发展做好准备，甚至说俄罗斯社会天然地与这种发展格格不入。
显然，弗拉基米尔·普京作为俄罗斯国家的新元首，他的首要的、主要的问题是巩固这个国家，因为眼看着俄罗斯正在变成失控的封建公国混合体，这些公国的法律几乎有一半直接与全俄罗斯法律对立，众所周知，全俄法律本来就没有得到严格的遵守。因此自然必须加强俄罗斯总统所关切的“垂直权力体系”。我想强调的是，这本身与强大的总统制政权并不矛盾，正是改革的领袖——苏联总统第一个谈到和建立了这种政权。
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苏联的总统制政权“不尽如人意”。总统制政权是由他首先在我国实行的，目的是保障从垄断性的行政指令体制和平地过渡到自上而下的民主的苏维埃体制。强大的总统制政权被认为是国家和社会民主化不可或缺的制度架构。苏联总统希望依靠强大的总统制政权，能在不实行紧急状态的情况下稳定国内局势和继续国家的民主革新。这个前景同戈尔巴乔夫的总统制政权一样，遭到了总统亲信中的阴谋叛乱分子和以分离主义为目标的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彻底破坏。普京自然知道俄罗斯国家现代历史上的这些教训，他也许以自己的方式考虑到了这些教训，其中包括在他作出干部任免决定时。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未竟事业之新开端(6)
“叶利钦沙皇”和激进派统治的年代使“民主”、“民主派”这样的概念威信扫地，并在老百姓的意识中遭到排斥。不幸的是，它们常常被人与“欺骗”、“骗子”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叶利钦和丘拜斯的私有化没有造就中产阶级，而是造就了若干个超级富豪集团和家族，使绝大多数居民遭到损害并陷入贫困。只有伊琳娜·
衤夸田和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有勇气多次忏悔，但已经是在身陷囹圄之后了。至于叶利钦时代激进自由派的领袖，他们不打算忏悔，并且在某种程度的重新格式化之后与新的志同道合者一道继续他们的事业。
在业已形成的条件下，在政权机构中满足于建立所谓的“可控民主”的诱惑是很大的，而“可控民主”据说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这样的。诚然，在我们的信息技术时代民主也是可控的。问题在于，它实际上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是为谁的利益服务呢？当然，可以尝试建立民主架构的真正外部形式，并且利用这些形式，赋予行政指令体制的这样或那样变种的指示以民主通过的决定的假相。但是除了不可避免的严重错误和舞弊行为，对民主的损害也将扩大和加深，最终人们对政权的不信任感会增强。
但是主要的不幸不在于此。仿造的、供观赏的民主可以相当长久地为管理民主的家族和官僚主义集团服务。但这种民主没有能力解决俄罗斯发展的迫切的和前瞻性的问题。最近15年，俄罗斯不仅在经济和科技，而且在社会和社会政治及国家发展的一些至关重要的指标上同许多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上个世纪80年代后5年，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开始民主的现代化的时候，许多西方和东方国家已经达到或者正在达到崭新的后工业发展水平。拥有民主架构的现代国家是这种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国家和社会的民主架构可以弄清、协调和保护现实的社会利益、私人利益、公民利益和合法的个人利益，可以在民主架构的框架内解决社会及其他矛盾和冲突，从而使国家、社会、公民和整个国家的稳定和活力得到保障。如果说几乎在整个20世纪我们都似乎高傲地、并非没有一定理由地把西方的民主称为“表面上的民主”，那么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有一些国家达到了社会、国家、“人的因素”发展的先进水平，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些国家民主架构正在实际发挥作用，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方式——有的更有效，有的弱一些。因此在相当大程度上保障了当代全球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生存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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