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党的机关——莫斯科中央机构中的大约1800名工作人员和党的系统各级机构中的数十万名工作人员——可改革还是不可改革？这一问题未必有意义，因为到1990年时，由于实行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党的机关已经失去其大多数权利和特权（在这方面非常能说明问题的是，叶戈尔·利加乔夫——党的机关的主要代表、戈尔巴乔夫过去的盟友越来越反对改革），作为这一机关的总指挥部的中央书记处实际上已停止工作，各部委党委要么解散，要么失去作用，基层国家机关中，党委的权力则转到选举出的苏维埃手中；在外省，这一过程进行得相当缓慢，当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行使了几十年的权力正式转给新的苏联议会和总统后，这一过程有了推动力，因为它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了；党的机关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甚至在党内也大大降低，1990年，党的机关的首脑——过去由党内寡头秘密挑选的总书记首次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公开选举。
也许戈尔巴乔夫仍然害怕“这只可恶的疯狗”，但是这个机关其实已经变成了一只纸老虎，遇到选举改革后，它便处于“心理休克状态”，“完全不知所措”。随着这一机关在党的系统中作用的减小和组织结构的瓦解，它的一些代表试图采取某些步骤反对戈尔巴乔夫，但这并未产生特别的效果，反对改革的主要力量集中在主管经济的各部、军队、克格勃，甚至在议会。1991年的事件非常可悲地表明了当时党的机关的作用已经多么微不足道，尽管它的大多数中央和地方工作人员都支持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但是与西方流行的看法相反，策划政变的并不是这个机关，它甚至可能事先都不知道此事。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苏联的制度能不能改革？(3)
与苏共党的机关不同的是，它所造就的共产党官僚阶层大多都比苏联活得长久，仅仅这一事实就比任何关于它的适应能力的简单结论都有说服力。在全联盟的数百万进入官名录的干部中，许多人后来成了管理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以及其他职业精英的代表，也就是说，成了中产阶级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苏联社会的这一巨大阶层虽然名义上都是由共产党员构成，并且因此都带有相同的烙印，但它与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一样，也有由特权、职业、年龄、教育、地理位置和政治观点形成的内在区别。
因此，认为党和国家官僚完全不可改革是毫无意义的，就连它的上层代表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反应也截然不同，并在各方面都存有分歧。1990年，在政治声谱的各个部分都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从左派到右派，其中许多人还成了反对改革的先锋。不过，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苏联和后苏联的主要改革者几乎都来自于这一官僚阶层，其中包括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鲍里斯·叶利钦以及他们周围的许多人。1991年以后，原苏联官员构成了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政治精英、管理精英和私有者精英的基础，他们当中的某些人甚至进入了今天被称为“激进改革派”的人之列，而它的更为年轻一代的代表——弗拉基米尔·普京，后来则成为21世纪俄罗斯的第一位总统。
认为苏共1900万普通党员“不可改革”就更没有道理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社会地位和政治观点来看，与未入党的苏联公民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在改革年代的表现也各不相同，到1991年年中，约有400万人退党，主要是因为党籍已失去任何意义，留下来的是“沉默的大多数”，但也有戈尔巴乔夫政策的积极拥护者，他们从一开始就支持戈尔巴乔夫并在各地开展反对党的机关的斗争，其他许多人则成了党内外反改革运动的社会基础。
关于苏共可否改革、关于戈尔巴乔夫民主化政策的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能否从苏共内部或者在其基础上产生作为改革后的苏联制度一部分的、名副其实的、有竞争力的议会政党。我们用“政党”这一宽泛的概念来称谓的那个东西，在其存在的80年历史的各个时期曾具有不同的内容：沙皇俄国时期的地下活动；在1917年革命中得到选民支持、取得胜利的组织；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专制，但也存在围绕政策和权力问题的公开派别斗争的因素；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统治下相当稀松、怯懦的官僚制度；战争年代与德国侵略者斗争的军事化结构和工具；20世纪50—60年代在斯大林去世后积聚力量的寡头统治机关以及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官僚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发生这一切形变之后，当时的戈尔巴乔夫还需要一个形变：党或者它的大部分成为能够在“严格按民主程序进行的”选举中获胜的“正常的政治组织”。达到这一目的后产生了一些后果，他对这些后果可能没有完全预见到，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它们。这意味着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化（或重新政治化），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就开始这样做了，当时他呼吁苏共实行民主化，从而使苏共内部其他政党派别（可能是反对党）的萌芽能够产生和发展。这意味着苏共“坚如磐石团结”的神话的破灭和进入“分裂时期”的危险，尽管如此，这一过程仍然迅猛地向前发展，直至因1991年年底的事件而突然打断。
早在1988年年初，苏共的分裂就已经相当严重，中央的两个最有影响的定期出版物——《真理报》和《苏维埃俄罗斯报》之间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论战，维护基本“原则”（包括新斯大林主义“原则”）的《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强烈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长篇文章，《真理报》则以更加坚决的回击来捍卫反斯大林主义的、民主的改革；在两个月后举行的党代表会议上，代表们相互之间进行了自20世纪20年代党内争论以来的首次公开争论，此次中央会议变成了“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战场”。1989年3月，苏共全党都在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当选证书而混争，虽然87%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都是同一个党的党员，但他们的政治观点却大相径庭，难怪当时戈尔巴乔夫说，党的统一路线再也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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