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参看注14。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改革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地位(1)
戈尔巴乔夫改革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地位
亚历山大·加尔金
20年是一个不短的期限，在此期间有关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不同方面的研究专著和论文专著成千上万，一些随行就市的评论已失去意义，而另一些却留存下来，但对此还谈不上已完全清楚，目前社会上仍在进行尖锐的、时而也是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主题是改革的原因、目的、进行方式，改革的结果及其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地位。从各种情况来看，目前尚无法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同时，
对上面所提出的问题作出怎样的回答关系到许多方面，首先关系到对俄罗斯近20年来所处形势的理解，以及俄罗斯今后发展道路的选择。
原因
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政治和社会经济体制失去了当时所宣布的许多价值，并逐渐演变为以加速国家现代化取向的纯粹动员型体制，尽管这一体制曾在发展出现危机条件下、在异常情况下（例如在苏联国内战争期间，在克服因沙皇政权倒台而引起的国家崩溃、实现工业化和抗击法西斯侵略的过程中）显示出其有效性，但在伟大的卫国战争结束后不久，在随后的和平发展进程中，这一有效性开始急剧降低。动员型体制的政治制度架构有悖于新的、更文明的社会，主要是城市社会发展的需求，而其经济体制则不能适应科技革命新阶段的绝对指令。
早在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刚刚去世时，国家统治集团内部就已认识到改变的必要性，而且有了不止一次的对制度进行改革的尝试，其中规模最大的改革尝试与尼·谢·赫鲁晓夫和阿·尼·柯西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倘若这些尝试成功，那么接下来的发展很可能会显得比较平稳，而不致最终导致制度的彻底垮台。但这一时期的改革均半途而废，社会的新老疾患没有显露出来，因此没能得到医治，疾患隐藏在深处，只会加重病情。可见，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再次证明，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来说，忽视迫切问题或者由于准备不足（有时也是能力不足）而无法及时解决这些问题有多么危险。
到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体制最初的隐性危机状态已充分表现出来，尤·弗·安德罗波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时就承认了这一点，不过这种承认是以谨慎的形式表述出来的，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我们“并不了解所处的社会”。
苏联社会“下层”的各居民群体也已认识到苏联社会需要重大的改变。
专门出版物和政论作品中直到现在还保留一种观点，认为促使国家领导层进行改革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上的困难。有人说，苏联经济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濒临崩溃的边缘，但往往把原因归咎于与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争夺领先地位的军备竞赛造成的重负。俄罗斯境外反对派到现在还利用这一说法，其目的是使人相信外界形成的一种观点——苏联与“西方世界”冷战失败的结果导致了改革，从而要求以相应的方式对待当今的俄罗斯。
确实，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经济状况客气点说，是非同寻常的，国家在萧条中进入新的十年，工业增长减慢，生产能力得不到有效利用，能源消耗和资源消耗仍然很大，商品种类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求，商品质量仍旧很低，企业还是拒不进行科技革命所要求的创新，其结果是苏联越来越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尽管如此，主要的生产机制还在保持起码运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年后即21世纪初大约高出一倍，工业总产量也高出一倍，国内积蓄了巨大的科技储备，从而为现代水平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尽管存在令人抱怨的多种商品短缺，但许多耐用品、特别是粮食产品的消费结构和消费量要好于现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虽有明显不足，但总体上还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极度膨胀的军事结构以及为保持与美国军事均势的开支给社会造成的负担确实很大，但这还不是经济所遭遇困难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体制的内部缺陷。当时苏联体制的潜力几乎耗尽，它所赖以支撑的基座已不符合客观需求并亟待更换，必须急剧削减军费开支进而结束冷战（暂时撇开问题的对外政策方面不谈），是改造经济发展基础的绝对指令所要求的。
同时，尽管苏联经济在当时所拥有的储备已极其紧张，但仍可在一段时间内应对日益加剧的紧张状况，也许还能应对几十年。如果没有其他情况的话……
其中主要的是决定政治气候的社会心理态势，在战后时期国内的实际情况与大多数公民期望之间出现巨大差距，而且这一差距在持续扩大。苏联政权几十年来的政治信用建立在居民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固定信念上，即相信他们目前日复一日经历的严重困难是暂时的，好日子为期不远。这种信念依据的不仅是许诺和纲领性文件公开宣布的目标，还有社会政策上某些实际行动，它们被视为按既定方向前进的证明。
然而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预示着情况必将好转的未来渐行渐远，于是便产生失望，然后是疏远政权，逐渐又转化为敌视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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