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整个计划也许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而斯大林时代的这个特殊产物没有任何可能生存下去，是这样吗？从已发生的事情的角度来看做出肯定回答［19］的诱惑很大，但我们不要急于作出最后判决。
在“党—国家”组合中苏共确实是“领导和指导”力量，苏共自我改革、在后苏联社会共同体中找到自己位置的能力直到今天仍是热烈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
总的来说，拥有将近2000万党员的苏共（上世纪80年代中）可以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1）党的机关；（2）声名狼藉的官僚；（3）党员群众。其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要求在改革的背景下有专门的说法。
要估计党的基层群众的改革潜力非常容易。当然，苏共有许多用来调整的“压舱物”，以保证其“工人和农民的党”所需要的社会成分；同时，所有积极的社会成分都渴望加入党，而且靠种种真话和假话进入了党内，在这个意义上说苏共确实是“先锋队”，它留给反制度势力的是“不毛之地”。当然，一般党员、普通劳动者没有任何特权，因而不会特别留恋旧制度。
许多共产党员把改革看做盼望已久的复兴，在改革“施工员”和普通人中间占优势的是有党证的人，千百万党员群众是把改革推向前进，而不是往后拉。
确定官僚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态度则要复杂得多。他们在苏联社会共同体中占据着特权地位，因而本能地害怕变革，按照“社会主义阵营”残缺不全的标准，他们生活得相当不错，他们担心会失去什么，他们知道，苏联制度确实有发霉的地方，但又希望霉变自动消散，或至少在他们这一代能坚持住。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三个分水岭(4)
对于苏联改革命运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总数不止100万人的整个官僚阶层的立场，而是这一阶层的上层即“首长们”的立场，随着改造的深入，官僚上层变得越来越消极，然而至今仍不清楚，他们朝这一方向的演进在多大程度上是必然的。
这一问题用另一种方式提出或许更正确：戈尔巴乔夫能否在不作过多让步和不偏离既定目标的情况下把苏联精英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集团争取到自己一边？他们是否准备在走过“安德罗波夫阶段”后继续沿着戈尔巴乔夫确定的改革路线前进？今天未必有谁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有把握的回答，但提出一些看法是可以的。
戈尔巴乔夫这一代国家领导人既保持了继承性，同时又与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前辈有明显的差别，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视野比较开阔，对周围世界的认识更符合实际，他们是继斯大林之后掌管这个超级大国的第二代，这给他们的内心世界和社会政治观点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他们的前辈即十月革命时代形成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军团”骨子里是世界革命的最后士兵，与“十月革命之子”不同，作为不稳定产物的戈尔巴乔夫这一代人，个性方面要成熟得多，他们不可能不敏感地觉察到自己个人和团体地位的根本的两面性，一方面，他们是执掌大权和支配巨大资源的人；另一方面，他们只不过是高级国家官吏，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完全取决于所担任的职务和在“官名录”中的位置，没有那把“官椅”你什么都不是，不能传给孩子们任何东西，他们审视周围世界之后会发现，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其他国家，像他们这样的人不管官方地位如何永远有其自身的价值。
事到如今可以说，苏联这些精英代表人物地位的不可克服的两面性，注定这一群体相当无耻而冷漠地与制度分手，不言而喻，要对改革持同情态度，他们就应当认识到自己在新制度中的应有的位置。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们吸收了没有反精英的苏联社会共同体中几乎所有的变化因素。
事实果真如此，早在改革年代苏联精英的许多代表人物就极为成功地使自己在所有权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发生了变换，他们依靠自己新的地位迅速从“左面”避开了改革，将改革推向了远离“社会主义选择”的地方。正像苏联这一时期的一位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在党、苏维埃、经济官僚中，关注自己新地位的合法化以及改革彻底性的派别也日渐成熟”［20］。因此在后苏联的俄罗斯许多出身于“旧官僚”的人得以保住并巩固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不是偶然的。
戈尔巴乔夫非常了解这些人，这些人看风使舵、随机应变，这在官僚中已司空见惯，他对这一点不抱幻想，但也不认为有多大意义，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拒绝了认真“对付”他们的执著建议，他不喜欢这样做，也不认为有特别的必要；显然，他凭直觉感到，这些人不会为“共产主义的光明理想”而战斗，而会同任何人妥协。
最后说说苏共党的机关。在苏联“党—国家”体制中，庞大而极具权威的苏共党的机关是制度的核心，是其精神的活的化身［21］。正是党的机关认为自己就是党，而且为此还有种种理由。戈尔巴乔夫也信奉“干部决定一切”的原则，并给予苏共党的机关坚持不懈的关注，但是他很快得出结论，认为不幸的根源就在这里，于是他竭力限制党的领导人的权欲。作为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牢牢控制着他们，以避免重演赫鲁晓夫的悲惨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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