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纯心理学的解释，是米·谢·戈尔巴乔夫由衷地、强烈地厌恶流血对抗。要是1988年在苏姆盖特能以俄国传统方式在灯柱上吊死十来个带头械斗的人（我相信，这是破坏势力第一次考验戈尔巴乔夫体制的牢固程度），要是能及时干掉丧心病狂的兹·加姆萨胡尔季阿及其亲信，要是1991年12月能在别洛韦日密林地区降下一个伞兵师（一个团也行），逮捕那三个对国家失去任何责任心、追名逐利的地方负责人……但是米·谢·戈尔巴乔夫不能这样干，我想，不仅是出于害怕历史会对他制造的流血事件记上一笔，而首先是出于他对这个历史——我们俄国的历史——的理解：哪怕很糟，时间很长，磕磕绊绊，骂声不断，大失所望，但是这一次决不能流血。这样也许俄罗斯有机会最终摆脱这个多少年来的“魔圈”，因为鲜血和暴力只会产生新的鲜血和暴力，而后者又会产生新的鲜血和新的暴力，以致永无尽头。
米·谢·戈尔巴乔夫所实现的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性转折，今天在许多人看来同样十分复杂，决不简单。一方面，不能不赞赏他的决心，他坚决摧毁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教条和陈规、把世界分成两个疯狂的武装对抗阵营的思维，以及我国和西方顽固的冷战心理，冷战没有变成“热”战，只是因为双方都构造了“有保证的相互消灭”的可能性，简单地说，就是消灭地球上一切生命的可能性。戈尔巴乔夫当时提出的“新思维”确实是全新的思维；从与我们过去的敌人对立到结成伙伴关系；实际相互监控的裁减军备的前景；放弃任何帝国意图，包括所谓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重新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包括同意两德统一；苏联逐渐摆脱多年以来的国际孤立状态，开放苏联边界；最后，从阿富汗撤军——不说很久以前，就是在1980年代前5年有哪一个人会想到发生类似的事情呢？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并非一定要流血(4)
但是批评“戈尔巴乔夫转折”的人自有其道理。例如，怎么能退出欧洲？怎么能无偿地、“随便地”、优美地大手一挥就同意两德统一？国家的实际利益在哪里？连几十亿、几百亿的苏联财产实际上都没有得到补偿就留在这些国家里，更不说任何类似的政治决策本身都应该有独立的价值。苏联在40年中以低于世界价格70%的价格向经互会国家供应十分重要的能源和原料，反过来，以高于世界价格200%的价格购进这些国家质量不佳的产品，而没有为此获得任何补偿。相反，前经互会欧洲国家今天却向我们索要苏联欠他们的大约100亿美元的债务，而德国现在可以说是我们的最强硬的苏联债务的债权人。至于第二个“马歇尔计划”即外国集中援助新的俄国革命（这一回是民主的市场革命），却一事无成——新的国际情势下的高尚精神原来完全是单方面的。简单地说，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会东扩的说法，完全是利用我们的天真欺骗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始不能用文件将这个约定记录在案。如此等等。
我以为，可以承认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但条件是：完全用会计的算盘来衡量政治尤其是对外政策。首先，如常言所说，脑袋都掉了，何必哭头发。我们要是不作这些让步（或退却，问题不在用什么词），不仅说服不了我们西方的主要伙伴，也许更重要的是连自己也说服不了，相信我国确实已告别过去。正是这一扩张主义对外政策从苏维埃政权一成立起就把俄国变成了全世界害怕的国家。正是完全地、决绝地放弃这一无法胜任的帝国重担（这个重担只能使我们筋疲力尽、倾家荡产）意味着，我国真正步入了新时代，具有了新的面貌。
实行这个转折时当然也许可以少一些损失，对俄罗斯的气派和宽容也该稍加纠正。遗憾的是，我们确实是走极端的民族，但愿上天什么时候能教会我们走“中庸之道”。在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别人时，却得到了别人这样的回报：拒绝反导弹防御系统条约，北约东扩，我们的西方伙伴在高加索和中亚搞阴谋，试图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打进楔子，如此等等。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切也将有利于我们。确切些说，看来已经有利于我们了。
我以为，改革还有一个重要成果。在几十年来专横盛行、道德沦丧（“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使用一切手段”）之后，似乎早已忘得一干二净的道德标准，对人及人权的尊重又逐渐地、一步一步地回归我国的政治生活。当然不应该夸大法制意识和人性初步流露的实际力量，不应该忘记当时局部也使用过暴力，如第比利斯事件和维尔纽斯事件。但有一点不能不指出：当年曾千方百计教育三代苏联人，要他们忘记和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一笔勾销现代文明的基本概念：良心、诚信、高尚、善心、人权、人身安全、对财产的尊重、法律至上等等。今天也许有人以为这并不重要，但经历过70年苏联政权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才能懂得这对于我国的道德氛围、每个人的自觉和自尊是多么重要，当时突然把安·萨哈罗夫从强制流放地放回，给许多著名的政治流亡者恢复了苏联国籍。
可惜的是，在苏联解体和超自由主义改革开始后，我国刚出现的脆弱的严守道德的状态又开始动摇了。1992年和1998年无耻地把居民的存款充公，“无偿的”私有化，普遍欠薪，大部分居民贫困化，贫富差距悬殊（富的是一夜暴富，穷的则不计其数），刑事犯罪和贪污行为泛滥——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问题重又大大恶化了我国的形势。我不止一次撰文谈过这个问题，我仍然坚持“道德糟则经济糟”这个简单论点是绝对正确的。造成超自由主义改革失策和失败及其给居民带来难以置信痛苦的，基本上不是我国工业结构陈旧落后和运转不灵等客观原因，而是纯粹的道德因素，人为的因素：“新布尔什维克的”对人，对这些“畜生”的蔑视，这些人充斥于城市乡村，他们理应忍受一切，甚至最无情的一切，只要当局认为有必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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