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地从“另一个”阵营中把某一个国家挖到自己这边来的努力，是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削弱我国的一个原因，要赢得这场两个社会制度的斗争，还有别的办法吗？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到最后也没有放弃出口革命，任何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运动都可以指望得到我们的支援（我们上了多少这样的当！）。例如，叫人生气的是我们给过如此多援助的意大利共产党人，他们最终离开了我们，指责说苏共脱离了人民，政权不属于群众，而属于一小撮思想保守的官僚主义的高官，自由权利不断受到严重限制，最后是十月革命已经日暮途穷。
我还想插叙一段个人的经历。1980年代初，有一次我在古巴休假两个星期后回国，除了巴拉德罗的海滨浴场和哈瓦那的海明威小酒馆的鸡尾酒，使我感兴趣的是，我们在那里陷得有多深，我盘问了当地的一些人，有我们的人和古巴人，读了些材料，试着估计我们援助的规模，其结果是，整个这个“自由之岛”靠我们的援助一年中有两个月可以不工作。我回到莫斯科后，同斯捷潘·瓦西里耶维奇·契尔沃年科谈了自己的观感，他当时主管党中央的一个部，是一个真正关心国家利益的人，他认真地听了我的话，作了一点记录，然后叹口气说：“这方面很难办。但请不要告诉安德烈·安德烈维奇，否则您会弄得不愉快的。”
古巴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是还有一个安哥拉，我们在改革时期才从那里脱了身。还有埃塞俄比亚——那里没有得手，最后是门格斯图可耻地逃脱，我们的几十亿白白扔了。还有接济非洲国民大会，如此等等。而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兄弟合作”，最后我们反而对每一个国家都欠了债。而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整顿秩序”呢？谢天谢地，幸亏没有陷进波兰去，当时眼里看到的就是阿富汗。可是认真想想，失去波兰才意味着承认历史实验的失败。
现在，可以作几个结论。
1改革之前我国生活令人不快的某些方面逐渐从记忆中消失。改革所做的许多事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2几十年来积累的灾难不是一下子浮出水面的，因此往往不容易抓住因果关系。我的结论是：到1985年，苏联由于此前从斯大林到契尔年科这些领导人的“努力”已经到了80%注定要失败的境地。正如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所说：“当上司（指戈尔巴乔夫）直视真相时，我国的大限已到。”
3当时能救苏联吗？有谁现在能回答这个问题？在任何情况下，为此需要一支真正具有新思维、勇于牺牲和有专业知识的人组成的大军，由于苏共选拔干部体制导致当时恰恰没有这样的大军。
4荣誉归于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因为他试图把国家拽出泥淖，而他本可以自由地为自己选择更安稳舒适的生活。分水岭是这样的：你更珍视你的国家还是你自己，不是很多政治家选择前者的。
5俄罗斯不管处境如何，不管如何拖延和倒退，将永远不会忘记戈尔巴乔夫改革年代刮起的公开性和自由之风。
6在国际舞台上所做的一切（停止对抗、放缓军备竞赛、同周围世界和解、放弃意识形态教条），这可以说是主要的战略成就。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这美好的三年(5)
我禁不住想给这篇文章添加一点感情色彩，那是我在改革夭折时写的一首诗。
我们像过节一样走进生活，
这不是别人的，是我们自己的好时光。
有谁知道斯大林秘不示人的，
竟是如此光怪陆离的景况。
远方的道路似乎很清晰，
周围全都是灿烂明亮的脸庞。
有谁知道刚开始的路途，
竟有如此多的灾难暗藏。
手风琴的琴声令人神往，
爱情就像第一颗星星在天上，
现在叫做“主义”的东西，
当时可以决定我的生死存亡。
后来打击一个又一个落到
我们还很虚弱的心房上：
古拉格俄语中“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一词缩写的音译。——译者注、崇拜、停滞——
很少有人能坚持到最后的时光，
很少有人能活到改革这一天，
不是成了酒鬼，就是出走逃亡。
但是有多少生气、多少光芒，
照耀到我们的河岸上。
哦，这美好的三年，
哦，这期待已久的时代之光，
但是我们的实质，我们的本性，
这一回仍然胜利在望……
俄罗斯对戈尔巴乔夫以及整个改革的态度要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态度差，这已经不是秘密，很少有人能够忍受如此之多的批评的利箭。也许这些批评并非全都不对。至于我，不会抬起手来把石头扔向试图冲天的人。
注释
［1］我确切知道这样的文件在政治局委员安·安·葛罗米柯那里放了几个月，后来被处理了，没有公布。
［2］类似的说法还有：“法国跟阿富汗有什么相干？还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阿富汗走社会改造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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