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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_[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完结】(89)

  注释

  [1]引自杰弗里·霍斯金《觉醒的苏联》,1988年版。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应该继续下去(1)

  应该继续下去

  瓦季姆·扎格拉金

  对我个人来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在1985年3月10日那个星期天的晚上开始的。我那天在家,正打算睡觉,党中央总务部来了电话,电话说我必须立即去克里姆林宫政治局的会议厅,接我的汽车已经出发,收拾没花很多时间,我到了克里姆林宫。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已经在会议厅里。他坐在会议主持人席上,中间稍偏右,面前放着文件,手里握着电话筒,他放下话筒,有点冷漠地看了我一眼。“出什么事了?”我问道。戈尔巴乔夫挥了一下手说:“又是……”一切都明白了:早就病入膏肓的党中央总书记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去世了。

  戈尔巴乔夫接着说,应当为中央全会做准备,已决定第二天开中央全会,时间不多了。我问对为会议准备的材料有什么要求。我得到了一个简短而明确的答复。我当时在脑海中抓住了主要的东西:第一,确认党的总路线;第二,马上指出革新思想(这时戈尔巴乔夫说了一句后来他多次重复过的话:继承应当与革新相结合,二者应当紧密联系起来)。他指出,这一点表述时要小心,要让人明白它的意思,而不是要给人以耸人听闻的感觉。接着戈尔巴乔夫又另外补充了一点:“你不要从这个角度格外关注国际部分,因为全会是在同美国人就核问题和导弹问题进行新一轮谈判的前夕召开的……”

  在我听他说的时候,其他与会者也进来了(他们是从城外别墅里赶来的)。他们是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梅德韦杰夫、格奥尔吉·卢基奇·斯米尔诺夫、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亚历山德罗夫,我们被带到了工作的地方,讨论了任务,开始起草——每个人干自己的“活”。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几天前在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中央书记意识形态问题会议上的讲话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帮助,这个讲话从文体上说还是此前时期的精神,但从思想上说已经包含了新重点的因素。这些后来得到发挥的因素被纳入刚开始的变革构想。

  我清楚记得出席这次会议的人的反应。印象强烈——他们默不作声,寡言少语,有些时候努力把话记下来,有些时候光是听着,点头说:“明白了……这我们知道。”引起他们注意的(后来他们在与我们的工作人员谈话时说的)是以下的论点:“加速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制度”、“完善政治制度”,尤其是公开性在党、苏维埃和国家组织工作中的意义……每一个与会者大概对这些提法各有各的理解。但看来他们在多数情况下等待着在这些提法之后苏共的政策出台新步骤、新转折。有的人兴致勃勃,有的人疑虑重重……

  后来,在中央全会闭幕后(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这次全会上被一致推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人们十分认真地研究了他的讲话并作了大量评论。对这一讲话的反应总的来说是好的,但多少有些等着瞧: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

  我也给自己提出了类似的问题。我是否期待我国政治中出现某种重大而深刻的转折呢?

  我知道米·谢·戈尔巴乔夫的情绪,知道他对事态进程极其不满。这一点我是从他本人以及那些与他一起起草分析1985年3月之前国内形势的文件的人那里知道的。上一年,即1984年的夏天,戈尔巴乔夫前往罗马送别英年早逝(确实是英年早逝!)的意大利共产党书记恩里科·贝林格,我和他一起去那里,往返罗马的途中有时间可以交谈,我们谈论了各种话题,戈尔巴乔夫很坦率,谈什么问题都直截了当。而我对能从党的第二把手(当时)的嘴里听到我们只跟最亲近最靠得住的朋友争论的看法感到十分满意……

  我对听到的话基本上并不惊讶。这是因为我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是在1971年即改革之前很久就认识了,当时他作为党的工作者代表团成员应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邀请去意大利休养,按照当时习惯做法,这类代表团行前要由中央国际部接待,负责与相关党联系的副部长要同他们会见。在这样的会见前,为每一个出访者准备了有关出访国、接待他们的党的必要的参考资料。这一回同样如此。

  谈话是传统的,虽然不太正式,却有点形式主义,毕竟人们是去休养,在这种场合常会提出的问题大多是礼仪性的,谈话很快结束;但是这时戈尔巴乔夫却说,他想稍微耽搁一下,涉及一些他所谓的“地方性质”的问题(他当时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这样的问题确实存在,因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常常接待外国客人,包括兄弟党的代表团,那里有东西可以让人看,而且一贯热情待客,但这一回戈尔巴乔夫感兴趣的根本不是“地方性质”的问题。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和许多出国休养的同志不同,他认真研究了所有为他准备的参考资料,还读了其他的著作,包括一些由“进步”出版社从外文翻译出版并按名单分送负责干部的书,其中一些著作介绍苏共历史、意大利共产党的过去和现在,他这次提出的问题完全不是礼仪问题。总的来说,他感兴趣的是一点:我们的参考资料在多大程度上准确和客观地反映了苏共和意大利同志之间关系的现状、性质和内容,包括我们之间分歧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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