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在普京时期认识到了冷战一结束就清楚的道理：这个组织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它不是积极侵略的载体，同它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合作。
这就是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最重要的几个要点，这几点推动了世界舞台上整个形势的根本变化。
从真正的民族利益出发，在21世纪的语境下，不可能证明这一切对我国、我国人民有害（而有些人一直在叫嚷什么“罪行”）。这一切确实与帝国“利益”（更确切些说，是帝国思想）相抵触。但是“帝国”时代结束了。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及时出现在世界历史上，同时又推动人们越过界线，（第一次客观上）获得以更人道的方式、以更加“人的面貌”实施进步的可能性。“新思维”政治是必要的，有道理的，尽管后来发生了任何超级强人或超级强国都无力制止的一切。
我列举的“新思维”的原则和标准是老生常谈，但是历史通常在老生常谈即清醒理智突显时发生转折。那么这些构成新思维构想的原则和标准是怎样的呢？当然这一构想在改革过程中不是一下子成型的。这就是：
放弃出于意识形态动机的对抗，因为只要承认现在国际社会有共同的价值观，任何矛盾都可以消除；
外交实践的非意识形态化；
对话和谈判，最高层和高层的个人接触是国家间交往和国际联系更恰当的方法；
放弃使用武力作为捍卫民族利益（实质上必然是私己利益）的主要手段；
除了国际认可的干涉，不容许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
每个国家根据互利原则同任何其他国家自主交往和互动，只要这样做不威胁第三国的安全（根据公认的安全准则）；
尊重此时根据国际法准则被认定是独立的任何国家的独立性和特点；
多方面的、地区的和其他的互动与解决全球化及自然界和人类普遍挑战引起的问题（不管是生态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核问题、太空问题、粮食问题还是医疗问题，等等）的努力相结合；
对外政策同道德的最佳结合，即同各种世界性宗教多少反映的人道准则的最佳结合……
也许还有……
当然列举的内容中没有一点是戈尔巴乔夫的“创造”。新就新在某些上述原则和方法被一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应用后成为国际关系中令人瞩目的政治实践、外交常用的原则和方法，还有一点是，这些原则和方法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当然没有得到整合应用。但是放弃对抗和用对话取代对抗构成了某种“模子”，舆论界和新闻界，部分地还有政界，都开始用它来评价某一政策、某一活动家的行为的优点和效果。顺便提一下，当代世界多数国家间政治相互关系的氛围因此与20年前的氛围显著不同。
这就是说，改革产生的“新思维”，不管人们对之如何冷嘲热讽，仍在国际舞台上大显身手，即使新思维的作用常常被归结为“政治上得体”，这在当代也有很大意义，可以使我们比较容易寻求互相理解和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现在该怎么办？当新的世界体制上述主要“要点”实际上正发展成第三次世界大战（许多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在进行）的时候，“新思维”能用于目前的形势吗？我与看起来很明显的答案不同，认为能。这场目前还是假想的战争的根子不在“第三世界”。第三世界本身的形成应归罪于“第一世界”和已一命呜呼的“第二世界”。当代欧洲外的恐怖主义深层次的前提是欧洲的过去、几百年的殖民主义，后来是同样无耻自私的消灭殖民主义的方法。
这里不是说要忏悔，而是世界政治和经济要采取实际而负责的行动。文明世界能经受住它现在正用以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的保卫战，但是不要耽误同样积极、同样操心地准备进攻，而进攻是要用历史的尺度来衡量的，只要奉行“新思维”，进攻也许最终会成功，否则我认为人类根本没有未来。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弦外之音？(1)
弦外之音？
帕维尔·帕拉日琴科
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把翻译称作最认真的阅读方法，职业翻译工作者由于命运的摆布成了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和参与者，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像接受文本一样接受这些事件，他有责任，或如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注定要对词语格外注意，有时也许不仅完成了自己的翻译任务，而且突然参悟了词语、文本背后的意思。
对我来说，参与标志冷战结束的1985—1991年国际事件是相当偶然的，当然也不是事先规划的，这样的事情根本不能规划，而自身参与其中则更不能了。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外交部中毕业于我的母校——莫斯科外国语学院——的人不多，要不是苏联外交部翻译司当时扩大，我在1979年底结束了在联合国五年的同声传译工作“期限”（苏共中央规定苏联在国际组织中的工作人员必须轮换，不容许订立“终生”合同）后，多半会返回我的母校担任教员，更何况我有过教学工作的经验。
外交部翻译司为派往国际组织工作和裁军翻译建立后备力量，这一任务改变了我的计划，外交部进了一大批在纽约和日内瓦工作过的人，其中多数人都受过专门的语言教育，应当说，这大大改善了翻译司工作的质量，我们当时的“班子”决不比任何人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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