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刺一些党国要人蒋介石、杨永泰、邵元冲、戴传贤、吴敬恒、何应钦、陈公博、李石曾、张人杰、汪兆铭、孙科、胡汉民、陈济堂、陈立夫等人。
汪孟邹不敢看了，忙说：“你给我拿去，让原放看看罢。
陈独秀说：“拿去吧，不要传出去。
陈独秀知道，这些诗摆在这儿，不是好事。
临走，汪孟邹说：“年关过了，书店急待要些钱周转进书。
陈独秀答应找找柏文蔚想办法。
汪孟邹要仲翁注意身体。
两年狱中生活，陈独秀的胃病加重了。
原以为只是胃肠炎，结果一查，是12指肠及胃溃疡，血压也升高了。
要忆囹圄(1)
陈仲子陈独秀减刑后，狱方同意只判了5年的濮德治和罗世凡两人轮流照看陈独秀。
两人捕前都是托派中央常委。
罗世凡问陈独秀：“习惯吗?”陈独秀和蔼地说：“可以，还可以。
这是陈独秀的口头禅。
濮德治一次见陈独秀写字，说：“你的字我很喜欢，狂草、郑板桥体，都有功夫，很像你的为人。
他和陈独秀是亲戚，陈独秀母亲姓查，和濮母亲是堂姐妹。
查氏比濮德治母亲大20多岁，陈独秀比濮德治大20岁。
按辈分，他们是老表，实际上濮德治把陈独秀看成长辈。
谈到琴棋书画，陈独秀来了精神，说：“我的嗣父昔凡带我到杭州曾子固家练了几个月的字。
濮德治说：“我也临过帖，总写不好字。
“临帖会流于笨拙，不临帖又有肉无骨，要达到书法妙境，既要天分，也要功夫，才会内劲外秀。
陈独秀说。
濮德治问：“你认为你的字如何?”陈独秀说：“差得远，许多年来我没有写字了。
1935年初，刘静贞带来了刘仁静起草的《临委紧要通知——关于召集上海代表大会》的材料，认为陈独秀、尹宽、刘伯庄、陈其昌等人建议参加宋庆龄、胡汉民、中国共产党发起的武装抗日大同盟是错误的。
陈独秀请刘静贞带话给陈其昌，叫他来一趟。
1月15日，陈其昌到狱中，他对陈独秀说：“李福仁、刘仁静背着我开了‘上海代表大会’，成立了临时中央常委，斯任书记，他们要我放弃意见，我坚决不同意。
陈独秀说：“不同意是对的，李福仁什么都不懂，是个毛手毛脚的小猴子。
” 李福仁骂陈独秀是老机会主义。
陈独秀写了一封信给陈其昌、尹宽、斯朝生，叫陈其昌带回去，上面说：“外国同志尚在中国鼓动分裂运动(望你们将我这句话明白告诉他!)……
分裂运动不是任何人可以儿戏的，特此提出警告。
到了2月，李福仁、刘仁静、斯朝生做出决定，开除了陈其昌、尹宽、陈独秀的托派党籍。
在此之前，他们写信对陈独秀提出警告，说陈独秀、陈其昌、尹宽是“彻头彻尾斯大林的国民党政策，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说客”。
2月14日，胡适请段书贻转一封信给陈独秀，说《中国拼音文字》稿费已付账，要陈独秀修改后出版，并说商务还约了陈的其他著作。
同时将陈独秀的《中国拼音文字》手稿稿件退来。
陈独秀十分高兴，该书写于1928年，催过适之几次，几乎已无望了。
陈独秀回信说：“我拟写各书他们要么？不知是顺口应酬话，还是真话？”
他希望王云五开一个内容大致范围。
湖南军阀何键听说陈济棠、邹鲁反对胡适在广东演讲， 2月9日致广东当局电说：“胡适之造成的劫运，现在当然要转移了。
这是多么可喜的消息啊！”
陈独秀希望胡适写一篇纪实文字：“武人不足责，可叹者诸先知觉耳！”
“武人”指陈济棠等人，“诸先知觉”指邹鲁辈。
但陈独秀劝汪原放“不可冒昧邀胡”入股办书店，认为胡是喜拿主见、不易合作之人。
一次，濮德治问陈独秀：“你对蔡元培印象怎么样?听说他救过你好几次?”前年1月初，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以“替反动张目”为名对蔡元培等人提出警告，指责他要求释放陈独秀“为清议所不直”。
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后，南京市党部通电全国警告宋庆龄、蔡元培“妄保反革命及共党要犯”，并对蔡、宋警告。
陈独秀说：“孑民是一个忠厚的长者，这一点很像李大钊，在大节上，蔡校长能坚持真理。
‘五四’运动时，他是带头辞职的。
陈独秀判刑后，汪孟邹重印《独秀文存》，请蔡元培写《前言》。
蔡元培说，“我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
夏天，美国记者伊罗生从中国到挪威奥斯陆见托洛茨基。
伊罗生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教授，1932年参加民权保障同盟用这个名字。
1921年4月到过中国。
曾任《中国论坛》主编。
托洛茨基认为，“刘仁静可怕地把不同意见夸大了……
我相信和陈独秀的分裂是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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