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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风雨人生_朱洪【完结】(26)

  次日,上海《时事新报》刊登严修儿子严智怡游说徐世昌的消息。原来,严范孙(严修)的儿子带着父亲的信找到私交深厚的徐世昌,徐世昌开始说:“这是司法部的事。”严智怡说:“陈独秀生平的言论思想是一件事,陈独秀因嫌疑传单被拘又是一件事,不能拿他的平日的言行来裁判他……大学为新思想发源地,无论什么思想都要拿来研究的事,怎能够去干涉他呢?藉新旧思想暗潮来兴‘文字狱’,实在于教育前途有碍。”徐世昌听了,“颇动容”,答应“维持”陈独秀。严智怡又趁热打铁游说司法总长朱深,朱深推辞说:“此案还没有交到司法界,不便过问。”最后也答应“维持”陈独秀。除了严范修,马通伯等人也参与营救陈独秀。

  问题与主义

  李大钊上了警察厅黑名单上第二号人物后,准备回老家躲避。尽管报上讲仲甫受了两次拷刑,陈夫人也担心仲甫胃病发作,但有章行严给龚心湛写信、田桐致徐世昌函,估计仲甫没有生命危险。李大钊走后,《每周评论》交胡适负责。

  天气渐热,警方同意高君曼送书籍、衣服及少数饮食品,但不允许和陈独秀见面。后来,警方突然又允许高君曼见陈独秀了。铁门咣咣啷啷的打开后,借着昏暗的光线,高君曼看见一张低矮的床上,卧着他的先生:衣衫不整,胡子拉碴,正染着寒热病。此时的陈独秀,正应了北大庶务主任李辛白小诗《怀陈独秀》里的话:“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说:“我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李大钊看了,知道胡适针对的不是别的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针对的主要的不是陈独秀,而是自己,说:“胡适真是胡说,不懂主义,怎么研究问题?”一次胡适讲课,文言白话掺着讲,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写到自己写了“胡说”,成了笑话。胡适无所谓,去年上半年作诗《胡说》,讽刺“拟古”。

  7月下旬,李大钊利用回老家避难时间,写了反驳胡适的文章。适之说“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不错,纸上的空谈的‘主义’是危险的,但主义本身并不带来危险呀?!”李大钊直接了当地写道:“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拉杂写了三五千字,李大钊自觉口气还是心平气和的。反复看了几遍后,8月初寄出。胡适将李大钊的文章登在8月17日《每周评论》35号上,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载在下一期《每周评论》上。

  秋天,李大钊从五峰山回到北京。对于胡适的反驳,李大钊觉得和他的前文重复,不必再反驳了。胡适似乎话还没有说尽,又写了《四论问题与主义》,专谈输入学理的方法,拟刊在《每周评论》8月30日37号上。就在这天,徐世昌政府查封《每周评论》。

  9月上旬,急欲与西南和解的徐世昌政府派出和谈代表许世英到上海。针对沸沸扬扬的陈独秀案,孙中山说:“你们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许世英连连点头,说:“东海、心湛都是主张从速开释陈独秀的,孙先生的意见,我立即打电报回去禀报。”

  孙中山发话后,9月16日下午4时,警察厅同意安徽同乡会以陈独秀胃病为由,保释出狱。出狱前,警方当着保人的面,提醒陈独秀行动仍受限制,重大行动须得政府批准。当天,北大同学会召开欢迎会,欢迎陈独秀出狱。会议主席张国焘致欢迎辞说:“我代表北大同学,热烈欢迎陈先生光荣出狱,并对陈先生狱中所受的迫害,表示深切的慰问。” 张国焘二十二三岁,江西萍乡上粟人。陈独秀见他方方的脸盘,鼻隆眉直,话虽不多,却很得体,对这位北大理学院的学生印象不坏。他致答辞说:“此后无论是否在北大工作,都将和同学们一道与恶势力作斗争。”北大已免去陈独秀文科学长一职,改任国史馆编纂。

  陈独秀出狱后,李大钊写了欢迎诗:“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刘半农的欢迎诗开头是:“D——!我已八十多天看不见你。人家说,这是别离,是悲惨的别离……”他们来看陈独秀时,房里进来了一个獐头鼠目的陌生人,客人只好告辞。来人是警方的探员,奉命每日到陈宅巡察,并叫陈独秀填写《受缘戒令者月记表》。

  思想界的明星

  1919年中秋之后,仲甫邀玄同、半农、守常、适之、尹默、启明等人开了编辑会议,鲁迅因修理八道湾房子,没有来。但启明说了长兄的意见,最后还是鲁迅意见占了上风,反对胡适一人编《新青年》。决定从12月1日7卷1号起,《新青年》仍由陈独秀一人编。蔡元培回校后,邀陈独秀任历史系教授。

  11月1日,《新青年》6卷6号出版,晚上,胡适作《新思潮的意义》一文,继续主张研究一个一个的问题:“最简单的解释要算我的朋友陈独秀先生所举出的《新青年》两大罪案──其实就是新思潮的两大罪案……”在胡适看来,陈独秀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甚至曾坦白地反对社会主义。陈独秀对《新青年》“罪案”作了个承诺,但陈没有替新文化运动下定义。胡适认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表现出“研究问题”和“输入学理”两种趋势。新思潮的惟一目的是再造文明,即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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