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在莫斯科的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拉狄克和自己的名义（副主任）起草给出席中共“三大”代表的指示草案，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积聚力量，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和恢复工会并把他们集中起来，以便扩大革命运动的基地和建立群众性的共产党”，要求国民党“无条件地支持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工人运动”。
次日，布哈林对维经斯基起草的文件作了修改，并请季诺维也夫过目。布哈林怕维经斯基不按自己的修改意见，在给维经斯基便函的末尾写道：“别搞鬼，当心！”布哈林强调“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彻底消灭中国封建制度的斗争。”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布哈林写道：“毫无疑问，领导权应该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最近的工人运动事件（大规模罢工）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极大意义。巩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
对于越飞和马林所热衷的与国民党的合作，布哈林强调“共产党必须不断地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在孙逸仙军队的占领地区，必须实行有利于贫苦农民的没收土地政策，并采取一系列其他革命措施”。这样，布哈林既没有完全否定越飞等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同时强调土地革命，牢牢的把握领导权。但布哈林的意见传到中国时，中共“三大”已经开过了。
5月，陈独秀化名“钟英”给北方区委写信，通知推荐出席“三大”的代表。共产国际为这次大会拨了1000美元。钱是5月下旬维尔德在上海收到的，共3500美元，其中1000美元给“二七”罢工遭难的铁路工人家属；还有按4～6月给中国共产党的预算。陈独秀在马林面前抱怨：“1000金卢布不够敷大会之用。”马林问，需要多少？陈独秀说：“召开400名代表参加的大会，需要15000墨西哥元。”陈独秀给维尔德写信说：“现在极需7、8、9三个月的预算经费。”后来，陈独秀接受了张作霖对罢工家属的10000元援助，尽管张作霖是军阀。
中共“三大”(1)
1923年6月初，出席广州“三大”的全国代表已陆续到齐。北方区委代表中，李大钊、罗章龙是“钟英”（陈独秀）点名要求出席的。第一次预备会是在太平沙看云楼召开，第二次是在马林寓所春园召开。6月12日，正式会议在东山恤孤院后街一幢两层灰白色砖瓦房举行。
会前，马林问瞿秋白：“我应该怎样阐述共产国际提纲中的观点和我在会上对提纲的解释？我是否需要对中国形势做一番分析……”瞿秋白：“不用这个办法。
必须很具体。一些同志倾向于尽可能疏远国民党，必须看到支配他们思想的细微论据。”
陈独秀穿了一件白色无领褂子，情绪饱满，作工作报告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毛泽东和马林先期到粤。
陈独秀说：“我们忽略了教育党员的工作……我们党内存在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党员往往不完全信赖党。即使有些地方不对，也不应当退党。”这是讲李汉俊、李达。李汉俊不同意党的策略自愿退党。他认为中国不可能发生工人革命，主张做知识分子的工作。退党后他在武昌师范学院教书。李达反对党内合作的政策，陈独秀摔了茶杯，李达骂陈“草寇英雄”。
马林在大会前给共产国际、东方部写工作报告，说：“李汉俊是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曾在湖北工作，反对集中制，认为想靠少数人争取大多数群众是策略上的错误。主张在知识分子中进行宣传，主要是理论宣传。罢工之后，这种思想更突出。中央委员会的人事冲突，导致了他退党……在杭州也有一个党员退党，他与李汉俊过从甚密，他指责中央委员会只局限于在工人中进行宣传，而忽视了农民……我在中国还没有听到其他同志原则上反对联合国民党，惟独张国焘有梦想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倾向。”
马林对张国焘有意见，是因为他在党内组织小团体，把党员分好坏两种。“二七”罢工失败后，马林和张国焘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起因是马林拿出国际“训令”给张国焘看，要求中国共产党无一例外地加入国民党。张国焘反驳他：“都加入国民党，还要共产党干什么?”马林讽刺说：“你的职工运动现在在哪里?吴佩孚已经把你的职工运动打垮了。”这次争论，促使张国焘和蔡和森、刘仁静一起到莫斯科汇报情况。前天，张国焘从莫斯科经上海到广州，就对马林说，在中国的工作问题上，拉狄克、萨法罗夫属于左派，布哈林属于中派，越飞和马林属于右派。并说马林错了。头一天，马林给拉狄克、萨法罗夫写信说：“我并不像你们认为的那样热恋于国民党。”他准备“三大”一结束，就回莫斯科申述自己不同意上述划分的理由。
小贴士：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vip/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好书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