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请罗亦农带来两点意见：中央要承认错误，彭述之不能进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言批评了中央的错误，他在大会前和彭湃、方志敏等同志准备了提案，但陈独秀拒绝在大会上交流，并将毛泽东排斥在大会领导之外。
蔡和森说：“我党必须负起领导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责任，而不能当他们的尾巴。我们应当通过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来一扫小资产阶级身上的动摇……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我们的革命肯定会失败。”他提醒人们注意：“不要忘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同时在庇护资产阶级和地主，这些人随时可能重演三·二○和四·一二事件。”
中共“五大”(2)
5月初，鲍罗廷在会上说，我是坚决主张同蒋介石作坚决彻底的斗争的，如果我们打败张作霖，我们就会比较容易地消灭蒋介石。我认为，我们已经摆脱了危急的局面，若再坚持三四个月，我们就必将取得胜利。
5月3日，维经斯基讲话：“代表团讲没收土地是指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而不是小地主的土地……无产阶级将在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联盟中起主导作用……我们党所犯的重大错误之一是关于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的问题……瞿秋白同志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要求彼得罗夫同志为所犯的错误承担责任，还这样说，‘您承认这一点还是大家抨击您，您都不再是布尔什维克’，这是不完全正确的。彼得罗夫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不像彼得罗夫分子，而像孔夫子信徒，他说：‘如果是这样，那你们就判处我的政治死刑，或者五年政治监禁’……在大会辩论期间，我们党的成就谈得很少。我希望陈独秀同志在闭幕词中谈谈成就……最后我想说，在代表大会以前，党就有一种不只是由政治原因引起的病症，不是存在一个中心，而是两个中心。不久这些原因就会消除。”
维经斯基讲话后，罗易作“五大”上第二次发言：“首先，我要消除由于张太雷同志对我的第一次讲话中的某些论点提出批评所引起的混乱。我无意于对张太雷同志进行个人攻击，但批评他所代表的观点是完全必要的。他所引起的混乱必须消除……”罗易反对张太雷，偏袒罗亦农，是因为张太雷支持鲍罗廷西北说。
经过争论，“五大”决议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取得大地主所占据的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政权”；“目前国民运动应继续高涨”。
共产国际代表考虑增加新的力量，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增加了人数。结果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刘少奇、李立三、张国焘、李维汉、苏兆征、张太雷、阮萧仙、任弼时、陈延年、罗亦农、陈乔年、贺昌、向忠发、彭湃、项英、彭公达、赵世炎、恽代英、谭平山、彭述之、罗章龙等31人当选。此外，选举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等11人。政治局委员是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苏兆征9人。彭述之终于落选。政治局常委为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周恩来为秘书长。
因为矛头集中在彭述之身上，加上陈独秀作了检讨，国际代表罗易又说：“中国的劳动群众是英勇的斗争，因此，中国不会有孟塞维克主义。”结果选举时，陈独秀仍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苏联驻华代表N·那桑诺夫、N·福金、A·阿尔勃雷希脱在3月中旬给苏共中央去信称，“老头子”享有巨大的威望，能够继续成为党的领袖之一。
斯大林与新反对派(1)
罗易和多里奥1927年5月9日给斯大林拍电报：“在土地问题上，在共产党人当中有走得太远的倾向，在代表大会上经我们的努力制止了。”他们是指毛泽东、李维汉等人。“五大”后，维经斯基和罗易都不愿立即回莫斯科。维经斯基认为，目前往莫斯科可能被英国人逮捕。罗易认为邀请他去莫斯科意味着解除他在中国的工作，他打算永远离开政治生活。
5月13日，联共中央政治局给鲍罗廷、罗易、陈独秀拍电报：（1）口号“一切权力归农会”；（2）现在就应开始组建8个或10个由革命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拥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师团。
随着中国革命危机加剧，斯大林、布哈林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斗争也白热化了。4月5日，季诺维也夫致联共中央政治局：“莫斯科干部大会上斯大林同志和布哈林同志同我们进行论战并把实际上我没有的观点强加给于我。”4月14日，季诺维也夫写《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说：“1927年4月4日布哈林同志在莫斯科干部大会上说，国民党是党和苏维埃的杂交体。斯大林同志在同一大会上说：‘国民党是这样一类革命的议会，有它的主席团即中央委员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革命的议会中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不能享有完全的独立性？……必须帮助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都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获得真正的独立性。必须消除束缚和限制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的一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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