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陈独秀隐蔽在家，无事就翻看当天的报纸，找些写文的话引子。
双十节时，《申报》刊出汪精卫讲话，说：“从共产党与腐化分子的夹攻中，悉力奋斗，为国民革命求一出路。
陈独秀一气写了《汪精卫的出路在哪里?》、《斯文扫地民众爬上来》、《蒋介石的进步真快呀!》3篇杂谈，考虑到安全和自己眼下的处境，陈独秀取了一个笔名“撒翁”。
国际代表的报告
1927年9月17日下午，罗易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作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
罗易回莫斯科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成立的“罗易事件调查委员”8月30日建议：“罗易同志把1927年5月31日发给他、鲍罗廷的电报内容告诉汪精卫是犯了错误，因此政治书记处决定把罗易同志召回是正确的……
向中共中央通报以下内容：‘罗易同志被召回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政治错误，相反，在关于土地革命和镇压湖南反革命分子的基本问题上，罗易同志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罗易同志被召回只是因为他犯了一个组织性的错误。
’”当天，罗易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拍电报：“向汪精卫讲述莫斯科来电的部分内容，从我这方面来说是错误的。
但我仍然相信，这并未提供把我从中国召回的理由……
担任负责工作的其他同志曾犯过更严重的错误……
但并没有这样严厉地对待他们。
给我指出错误并作出处分也就够了。
考虑罗易的错误性质可能旁骛共产国际的责任，斯大林没有处理他。
9月9日，罗易给斯大林写信：“作为您建议我撰写的关于中国的一本书的补充，我想发表另一本暂定名为《中国革命濒临死亡边缘》的小册子。
在罗易报告结束后，维经斯基当场提问：“既然不存在发生决裂的客观原因，那么为了避免武汉国民党同政府的决裂，当时能采取某些措施吗？”
维经斯基回莫斯科后，7月23日，福京、纳索诺夫和曼达良给联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写信，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继续安排维经斯基在东方书记处工作。
但根据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无政策错误的观点，没有追究维经斯基。
皮亚特尼茨基9月13日给莫洛托夫写信：“我们已经让维经斯基同志返回听候联共中央调用。
我们请求把他留在莫斯科工作，以便我们能够利用他对东方问题的了解。
在罗易回答维经斯基问题后，赖特问他：“在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中鲍罗廷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罗易回答：“关于鲍罗廷的作用。
我不想在这里回答这个问题。
（座位上有人喊道：为什么？）噢，很简单，因为我不愿意回答。
法因贝格问：“请设想一下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曾出现的那种形势。
如果共产党在当时提出一些更革命的口号，您是否认为形势会是另一种样子？”
罗易回答：“法因贝格的下一个问题，涉及到五大期间的形势，也就是说，若是共产党提出更激进的口号，形势就会是另一种样子。
当然，形势会是另一种样子。
但是不能得出，似乎失败仅仅是共产党的错误和策略所致。
失败是无法控制的阶级力量对比所致，而主观上也与之有关。
维经斯基又问：“罗易同志对现在的领导怎么看？它能否采取正确的方针？”
罗易回答：“我只知道，对党的错误负有直接责任的几个同志已经离开党的领导岗位……
现在的领导岗位看上去要比以前的领导好一些……
这几次武装起义是由我们发动和组织的，这证明党的领导已经改善。
会议于4时30分结束。
国际代表中，鲍罗廷的日子最不好过。
拉宾10月10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和联共中央写书面报告说：“后来我得知，鲍罗廷于6月17日给我们作指示的时候，他已经得到了最高领导机构关于开展土地运动的指示，而在7月3日他已经得到关于同冯决裂的确切指示。
这样，鲍罗廷一方面向我们隐瞒了党的指示，另一方面又向我们下达了与这些指示相反的他自己的指示……
他这样做给我们在中国的革命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损害。
鲍罗廷10月23日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大会上所作的《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报告中说：“关于中共在最后的武汉时期的领导工作：我多次建议把中央迁往广州，但都没有得到著名的中央委员陈独秀等人的响应……
我在广州的一次会议，即中央局会议上说过，我觉得中共中央像一个图书评论员：他等待着书籍的出版，然后阅读，写书评——加以赞扬或指责。
中共中央先了解广州做了什么事情，尔后或证明其正确，或给以批评。
陈乔年被捕
莫斯科希望陈独秀到苏联，承认自己的错误。
深秋的一天，中央派人找陈独秀谈话，劝他和谭平山去苏联，参加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陈独秀表示，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这是排挤我这个老头子，党要牺牲我们两个人，一个是我陈独秀，一个是谭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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