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知道托洛茨基是坚决反对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政策的……
称托洛茨基为同志，中央便说我们‘已经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走向反革命’而将我们开除了。
这封《告全党同志书》被油印成册，后来翻译成了英、日、德、俄文，流传到国外。
蒋介石听说陈独秀写了《告全党同志书》，命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迅速查获。
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在“审查报告”上分析说，这篇《告全党同志书》我们可以看出几点：1.陈独秀自去年8月，即开始积极的反中央工作。
2.陈完全站在托洛茨基之下活动。
3.陈开始在党内组织小组织。
4.该党内部日见分裂。
此件存于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档案，上标《反动刊物共产党首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12月中旬，陈独秀和彭述之讨论拟一个宣言提纲，请大家签名。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凑了6条建议：如公召回托洛茨基等反对派，恢复托洛茨基同志的领导工作；重新审查五六年来联共中央及国际领导机关所犯的政治上的组织上的错误；恢复中国党因反对中央机会主义路线而被开除的同志之党籍等。
隔日，郑超麟通知尹宽、吴季严等人来到陈独秀家中，商议签名名单。
考虑不把陈独秀放在第一位，决定按姓氏笔画顺序来排。
经过商量，凑了81人名单，如郑超麟、尹宽、刘伯庄、李季、彭述之、彭述之妻陈碧兰、汪泽楷、杜琳、谢庄、薛农山、何资深、张以森、庄季贞、陆沉、刘毅、彭桂秋、段浩、朱崇文、郑超麟之妻刘静贞、王永庆等。
第一个是子虚乌有的王阿荣，陈独秀名字摆在第47位。
其中，留学德国、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李季曾写过《马克思传》。
他对未经本人同意，列入他的真名不满，认为会导致不安全。
开除党籍后，陈独秀正式成立“无产者社”，树起反对派的旗帜。
陈独秀任总书记，彭述之、尹宽为常委，何资深任秘书长。
“无产者社”常委是清一色“老干”。
陈独秀原来在中共中央就是总书记，彭述之是政治局常委，尹宽曾任福建省负责人，何资深曾任山东省委秘书长、上海总工会秘书长。
郑超麟没有进入常委，与他曾任《布尔塞维克》编辑的经历也有关。
刘仁静拒绝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上签字，因此被“无产者社”拒之门外。
陈独秀请刘仁静作说客，和“我们的话派”商量：陈独秀派以个人名义加入上海的托派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
当然，陈独秀、彭述之要进“总干”领导。
“我们的话派”有梁干乔、史唐、陈亦谋、李梅五、宋逢春、张特、陆渊、肖冰洋、区芳、唐月波、徐正庵等人。
干事长区芳对刘仁静说：“陈独秀需答应3个条件：公开宣布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批判自己过去机会主义错误、解散自己独立小组织。
梁干乔认为区芳接受陈独秀是阴谋，目的是排斥梁。
梁干乔是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1927年10月，苏联在红场举行十月革命10周年游行，他在人群中呼喊“拥护托洛茨基”，年底被遣送回国。
告全党同志书(2)
刘仁静将区芳、梁干乔的话传给陈独秀、彭述之，陈大骂：“猴儿崽子，门罗主义，想学斯大林太早了。
刘仁静给托洛茨基去信，要与“我们的话派”决裂。
《我们的意见书》上有81人签名，除了子虚乌有者外，中共中央按图索骥，将何资深、张以森、庄季贞、陆沉、刘毅、黎彩莲、叶英、吴季严、王文元、周庆崇等开除出党；中共江苏省委将郑超麟、刘伯庄、尹宽、李季、陈碧兰、杜琳、薛农山、彭桂秋、段浩、朱崇文、刘静贞、王永庆等开除出党。
81人中没有刘仁静，后发现他以“列尔士”名写托派文章，将他开除出党。
托洛茨基听说陈独秀等没有完全站到反对派的立场，给刘仁静回信，叫他不要急于和陈独秀统一。
和“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闹僵后，刘仁静另起炉灶，和王文元、宋逢春等十人成立了中国第三个托派小组织“十月社”。
王文元1928年夏秋之际从苏联回国，在中央组织部任干事，因没有参加81人签名，党籍未开除。
宋逢春1928年１月参加了“我们的话派”成立大会，是中国托派“元老”之一，负责华北的活动。
1929年秋因“我们的话派”“二大”，和“总干”决裂，分离出来。
中国问题学术讨论会(1)
1930年２月，陈独秀收到中共中央转来的共产国际电报，要他去莫斯科，“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政治书记部审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的决定的会议”，“如果你对此提议置之不理……
这一问题将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日程中去讨论”。
陈独秀接到电报后，心事重重。
他不知道共产国际为什么还在挽救他？不错，他曾答应春天去莫斯科，但现在情况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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