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连张居正都要写信拍潘季驯的马屁，百年大计皆仰赖公之英断，公之功不在禹下。
要知道张居正与潘季驯当初是政见不合，曾指使人将潘季驯一撸回家，但潘季驯修堤成功后，张居正只能把脸伸出来让潘季驯打。
当然潘季驯也很不厚道的，把这件事整天挂在口边，弄得官场上人尽皆知，落张居正的面子，显得有点小肚鸡肠。但清算张居正时，也是潘季驯站出来，在人人自危时，挺身而出给张居正说了公道话。
言归正传，潘季驯在给林延潮信里列举，自己当年修堤，是平均一千两修一里堤，林延潮要修百里堤坝，最少要十万两，这钱从哪里来？而且缕堤逼河而建，汛期一起，很容易损毁。
所以缕堤基本是要一年一修，但这每年岁修费谁出？你归德府穷成这样了，这钱是从何而来？
林延潮居然有这等勇气，敢在官场上夸下海口，也不怕闪了舌头，信不信老夫给你两耳刮子。
虽说潘季驯写信把林延潮骂了一顿，但人家资历在那边，你得服啊！
潘季驯两度为河道总督时，几百万两银子经手，却一文不取，被张居正罢官回老家时，还要向人借盘缠。
黄越说起，当初他随同潘季驯治黄河时，亲眼见得他老人家是“轺车所至，更数千里，日与役夫杂处畚锸苇萧间，沐风雨，裹风露。”
堂堂二品大员，做事竟躬亲到这个地步，天下第一能臣，人家是当之无愧。
史家称万历朝前十五年为“万历中兴”是有道理的。因为万历朝前十五年，有张居正的“以天下为己任”，有潘季驯的“事功”，托住了大明日浅下坠的国势。
眼下之所以能国泰民安，不得不说是他们的功劳。
所以尽管潘季驯写信来骂，出于对他老人家的尊敬，林延潮就不写信骂回去了（吵架吵不过），来了个“留中”（当你放屁）。
林延潮将潘季驯的信丢到了一边，来到窗边，窗外春雷阵阵，这惊蛰就要到了，马上就是万物之时。
连潘季驯都惊动了，林延潮知道天下舆论纷纷，此刻都指向了自己。这一次若是真修不成这百里缕堤，以后自己这张脸估计就要被人打肿了。
可是脸打肿不打肿此事，从来也不放在林延潮之心上。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方才是事功之所在，”林延潮望着春雨自言自语道，“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万历十一年的一月已是过去，现在到了二月，下了好几场春雨，雨水如膏滋润田土。
这正是万物生长，百姓兴作的好时候。
身为代理知府，眼下摆在林延潮面前两件事。
一是兴河工，二是劝课农桑。
劝课农桑为地方官员政务第一事，对于一个农耕文明，劝农之事有多么重要自是不用多提。
甚至连天子也要每年一次“种田（耕籍礼）”。
为了劝课农桑，林延潮也沿用了地方官员故智，那就是缓理征徭词讼，设立三个月的免讼期。
林延潮发布自己暂为一府太守的第一条政令——劝农书。
这劝农书，既是法令也是教化，地方官常作一劝农书，以教谕约束百姓。
诗经里有云，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尝其旨否。禾易长亩，终善且有。曾孙不怒，农夫克敏。
说得就是周成王劝农。
不过后来的劝农书，一般都流于形式，官员自以为写一篇劝农文，就尽了“劝课农桑”的职责，忽略了真正劝勉农事的本意。而且不少官员所作的劝农文，更是注重文辞华美，甚至堆砌词藻，读来佶屈聱牙，忘了这文章是写给不通文墨的老百姓看的。
万历十一年，开春之时，归德府的劝农书，由林延潮亲自起草，下告合府官员百姓。
此劝农书张贴于各县县城，每个村集的申明亭，道路的路亭上，告知全府百姓。
归德府考城县。
一辆马车在路上行驶。
马车里坐着是袁家三兄弟，他们是来归德府拜见林延潮的。
三兄弟一路上都在闲聊，袁宗道问：“昔日宋玉有言，有人歌于楚国都城郢中也，其始唱《下里》、《巴人》，歌而和之人有数千之多。”
“之后唱《阳阿》、《薤露》，能唱和之人，只余数百人之多。”
“再之后唱《阳春》、《白雪》，能唱和之人，只剩下数十人。”
“所以宋玉说其曲弥高，其和弥寡，他说圣人之行，瑰意琦行，超然独处，世俗之民，又安知之所为。”
“你们以为天下何等文章为第一等？”
袁中道笑着道：“我明白了，大兄，你想说在老百姓眼底，下里巴人最好，在士人眼底阳阿薤露最好，而在方家眼中阳春白雪最好？”
袁宏道道：“然也，于世俗之人眼底，阳春白雪奏得再好，他们也不能领悟，那么如此曲子再妙与他们何用？”
“所以当然是下里巴人最好，这就是阳明子所言的心外无理。故而文章之道，要名传天下，还是从下里巴人中取。”
袁中道却道：“此言差矣，文章好坏是由士人传唱开的，故而应是阳阿薤露。”
袁宗道道：“错了，错了，以你们之见，街边那些市井风月之文，读者甚众，那不是天下第一妙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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