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延潮这一番话完，在众人里都是掀起了一阵讨论。
早在南宋时，事功学的开创者陈亮，叶适就提出了“通商惠工”，明确反对法家，理学一贯主张的“重农抑商”。
这时一名里长问道：“司马老爷，草民斗胆问一句，农为本，商为末，若重商抑农，不是本末倒置？”
这里长一说，下面的人都是替他捏了一把汗，人家府同知老爷在讲大道理，你居然敢当面质疑，不怕惹怒人家，以后没好果子吃。
却见林延潮笑了笑道：“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乡的里长。”
有人心道完了，这是要秋后算账了。
那里长却是个有胆色的人，站起身道：“回禀司马，草民乃永河乡沈家里的里长，昔日也曾考中过童生。”
林延潮点点头道：“问的好，来人，赏他一壶酒。”
这里长被赏赐了一壶酒顿是又惊又喜。但见林延潮笑道：“昔日范文正公，曾言‘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可知世人对商之偏见由来已久。这位乡亲说的不可本末倒置，是不错，但本末倒置不等于重本抑末。”
“国家无农不稳，无商不富，在本官眼底，不是以本而抑末，而是以末而繁本。农商钱庄，就是以商富农之用。”
里长闻言欣然道：“司马所言，小民拜服。”
这时一旁里长，见方才质疑林延潮之人，反而得到赏赐，于是都大起胆子。
这时一名文官起身，此人乃商丘县县学学正，在商丘士子中很有名望，此人道：“司马的劝农书，下官看过了，写得是文采斐然，令人拍案叫绝。但其中言以商富农，兴以王安石之青苗法，下官不能苟同。”
林延潮道：“请先生明言。”
县学学正乃是学官，故而林延潮不称他官名，而称先生表示敬重。
学正正色道：“王安石为古今第一妄人，他曾有言，我宰天下有余。然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执政非长吏之任也。赵宋之衰，正是由他变法而起。”
“而王安石变法，以青苗法为害最盛，若是司马所言，以商富农，若是行青苗法，那么下官不能赞同。”
在宋后王安石的地位，在读书人心中一直很低，认为他的变法就是乱搞。一直到了清末时，才有读书人替他翻案。
但偏偏南宋的事功学，不免有些“王安石余孽”的意思。事功学派的宗旨，就是王安石那句“为天下国家之用”。林延潮当初在事功学的道统论里，本来也有把王安石拉进来，上承董仲舒，下承陈亮，叶适的。
但王安石变法毕竟没有成功，所以林延潮没有将他列入道统之中。
而事实上王安石的“青苗法”确实是施行不当，民生激变，但却不等于青苗法是一个劣法。
在林延潮穿越前，孟加拉人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国人称戏言“假如九百年前的王安石变法成功，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就轮不到尤努斯了。”
因为尤努斯创立孟加拉乡村银行，致力于贷款给贫困农民，帮忙了几百万贫民，因此获得和平奖。
王安石青苗法也是如此，但为何尤努斯成功，而青苗法却失败呢？这早有定论，因为青苗法乃政府操作，只要政府操作，就会有重重弊端，而是孟加拉乡村银行却是私人银行，而且杜绝了行政干预。
林延潮对学正的质疑，恭敬地道：“先生所言有理，此青苗法与昔日之青苗法不同，请听林某一言。”
学正道：“下官愿洗耳恭听。”
林延潮道：“此新青苗法，乃本官从社仓中所思而来。诸位可知为何朝廷不从官仓中借米给百姓，非让百姓从民间自筹粮米，建社仓以互助呢？”
众人闻言嘴上不说，但心底却都知道，还不是怕官吏从中贪污，上下其手。与其将希望寄托在官员操守上，我们老百姓还不如相信约长，乡约，他们至少都是同乡乡亲。
比对王安石的青苗法，以及朱熹的社仓，不得不承认社仓比青苗法靠谱多了。社仓乃政府提倡，民间自主的措施，朱熹就批评青苗法，说青苗法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行之。
简而概括就是，青苗法行之以官司，社仓主之以乡曲。
故而社仓取代青苗法，明朝两百多一直大力推广，到了清朝，则是强制每个地方官，都要向民间普及社仓制度。
林延潮道：“其中弊利大家都知道，社仓法自青苗法，唯独不是由朝廷官仓出借，而是乡中大户，或者百姓余粮筹集，好是好矣，但一乡一地可行，却难以推广全府。譬如商丘县只有六个乡设立社仓，没有设立社仓地方，百姓如何渡过春荒？”
“还有为何朝廷如此大力推行社仓，但民间响应者寥寥无几？”
众里长都是无语了，因为社仓这事也是很难。
谁来主理社仓？
官吏，家里穷的肯定不在考虑内，唯有剩下家境殷实的，但人品敦厚的人，怕受累避之不及，至于奸猾的人，百姓又不信任。
但这也罢了，最恶心的，就是地方官府常借各种名目，侵吞老百姓社仓里的社谷，最后还是逃不了行政干预。
所以社仓制度是不错，但除了真正为国分忧，为民抒难，这等济世情怀的读书人或致仕官员外，百姓都不愿意出面组织社仓。
学正问道：“那敢问司马，这农商钱庄，是何人主营？青苗钱以几分利放贷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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