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制礼乐时，犹恐‘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耻其行而不见随’，而今已去两千载，我辈动则法古则后于时，动则修今则塞于世。
这里林延潮引用孔子的话来辩论，邹元标说礼不可变。
但孔子说过，殷礼从夏礼而来，但有所损益，周礼从殷礼而来，但有所损益。由此可知十世百世以后的礼，虽说相承袭，但也是可损益的。
周公当年制礼乐时，仍担心君子不会跟随，但现在去周公制周礼已两千年了，我们却仍信心满满守着周礼不变，法古就是落后于当下，拘泥现状就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林延潮又写到，礼法非天降，非地生，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
循循相因，无疑于故步自封。千百年来以降，代代皆是大争之世。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人当如此，国亦当如此。
林延潮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心底激荡不能平，信到最末他不由想起严复的天演论。
又补了一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这句话林延潮犹豫了很久要不要写。
这话放在动物身上，好比气候变冷，更强壮耐寒才会活下来，这是没错。
但放在人上？怎么能轻易说一个人有用没用？
古时身强力壮者为尊，但后来赢弱书生也可为官。
再如残疾人，再如穷人，也用适者生存？
残疾人中有霍金，穷人虽穷，却更有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一旦遇到机遇也会翻身。
盛世百年让大大夫们缺乏忧患意识，从上到下只想着如何搞平衡，这样沉睡的雄狮不抽几个鞭子是决计醒不来的。
所以这句话正确也不正确一样，放在当下还是正确。林延潮尽管知道此言争议很大，但仍是写在给邹元标的信中。
二人都是同意将书信示于学生，所以书信内容由门下的讨论，传播了出去。
在万历十九年这个年份，在明帝国的东方，丰臣秀吉已是矢志讨伐朝鲜。
朝鲜国虽有听到风声，但国内官员上下仍是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西北的顺义王，海西蒙古各部正与郑洛的大军对峙，副总兵哱拜增援时见平叛明军军容不过如此，不由生轻中国之心。
播州的杨应龙暂时臣服，内心却对大明更加不满。
而在帝国的内部，老百姓们刚刚从前两年的大旱里缓过来，但还未来得及歇一口气。
大明天子万历皇帝忧心于国本之事，想着如何拖一年是一年。
至于宰相申时行这边考虑着致仕之事，那边朝野上下却是飞语不断。
然而经过京师与无锡的书信往来，林延潮与邹元标两位朝野上下最负盛名的通儒间对话，在当今官员士子之间激起了热烈的反响。
身为礼部尚书，又有敢言之名，林延潮的两封书信可谓令人耳目一新，令天下的读书人对于事功学派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邹元标的犀利的言辞，也是毫不逊色。
天下读书人围绕着有明治善治，约礼约法，慎刑繁礼，特别是那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行激烈的讨论。
从兴办义学，再到开办报社，然后事功学派的复兴，以及在读书人圈子里流传，还有科举的侧重，最后是林延潮礼部尚书的身份。
这些合在一起在读书人中渐渐兴起了谈论实学的风气，不少有识之士目光转向经济民生，而不再是专注于经义礼法之上，这一场朝野上下辩论，就在大明朝这内忧外患的环境下贯穿了整个万历十九年。
林延潮有些欣慰，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总算有些成果，虽说成功尚远，但是孕育的土壤已是开始松动了。
林延潮尚未如何推波助澜时，哪知他的学生们更是干了一件，所有人没有想到的事。
在翰林院的新民报上，方从哲自作主张将林延潮与邹元标二人的书信辩论直接在报上刊发，并以翰林院的立场在二人的辩论后面发表社论。
林延潮知道顿时心疼，深觉得错过了一个机会。
这要是放在天理报上刊发，以邹元标与自己的名人效应，对于天理报的销量而言，肯定是一个井喷。但是想想也是算了，毕竟在礼部的报纸上登礼部尚书的文章总是不好。
但不得不说方从哲身为新民报的主编，在把握舆论热点爆点上确实干得漂亮。他利用自己是林延潮的学生的身份，搞到了第一手资料，并加以利用。
新民报定位就是面向读书人层面并走大众路线，不怕别人说自己媚俗，也不怕别人笑话层次低，但在娱乐之余在时政的评论上还是相对公正客观，选题上侧重于经济民生，并尽量解释得通俗化，不是动则以经义糊弄人。
故而新民报的成功自然有他的道理，这数刊登载林延潮与邹元标的辩论，以及持中的社论，一下子让新民报的销售突破了万份。
与邹元标辩论之时，林延潮也没有闲着。
工科左给事中薛三才上疏朝廷，言现任兵部尚书王一鄂正在患病，应将封贡之权还给礼部，同时会同馆仍归于礼部管辖，以免耽误国事。
吏科右给事李沂上疏附和。
众所周知，这薛三才，李沂二人都是万历十四年庶吉士，林延潮不仅是他们的恩师，也是他们为庶常的教习师。
上疏之后，申时行与许国通气后，决定如奏将事权还给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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