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认为，当以礼导欲。但义在礼先，保利弃义，谓之至贼。
亚当斯密认为利己不害他，则无妨，反而利己能促进于利他。
同时荀子提倡社会分工，他主张人能群，在于能分，人不能无群，群不能无分。不过荀子之分，更近于阶层的意思，故而‘群则无分则争’，因此必须以礼维护，同时分也可人尽其才，最后‘农农，士士，工工，商商’。
而分工这一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说的也清楚了，分工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
当时荀子与亚当斯密都面临一个问题，世俗总是用道德的制高点来极力谴责财富的积累，商业的发展。
只是亚当斯认为适度的利己，最终会造成利他。比如商贩将商品给百姓，并非是为了作善事，而为了将商品换作了金钱利己罢了，而长久的利他一定是建立在利己的基础上，最后亚当斯密成为经济政治学的鼻祖。
而荀子呢？到了明朝甚至连陪祀的地位，也被取消。
而林学的主张是利人利己是为义，爱人爱己是为仁，这与荀子，亚当斯密的理论都有共通的地方，所以故而恢复荀子的道统十分必要。
只要能站在千百年来的义利之辩的理论制高点，如此将来的改革变法就有了理论铺垫。
当初辞官在乡时，林延潮读菜根谭里‘善启迪人心者，当因其所明而渐通之，毋强开其所闭；善移风化者，当因其所易而渐及之，毋轻矫其所难’深有所感。
一切变法，移风易俗都必须从教化人心而起，教化人心不是徒然说教，变法当从易到难而不是一下子动大刀子。这与林延潮决定从下至上，水到渠成的变法，可谓不谋而合。
所以荀子陪祀之事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通过这一次朝野间的辩论，林延潮将自己政治主张通过舆论进一步的宣传。若是先变法再宣传，则成为说教，读书人百姓不但听不进去，而且还有反效果。
现在因此事引起了争执，早在他意料之中，这才是林延潮所真正需要的。
第1234章 衣钵
京中关于这荀子复祀之争论，可谓愈演愈烈。
但是官场上对此还算宽容，毕竟是意识形态之争，没有涉及到政治上的具体操作，所以在自己利益没有受损下，哪个官员愿意得罪林延潮。
但对于言官而言，无所谓利益受损不受损，他们要的是名声。可是这一次以往最爱喷人的科道言官集体失声。不过言官不说话，不等于没有人站出来说话。
民间对于这样的议论最感兴趣。
京师之中闻道书院，明理书院等十几位老儒生一并到登闻鼓院上书，言荀子之学非圣人之学，荀子之道非圣人之道，认为荀子不应该列入孔庙陪祀之中。
过了几日，京中二三十名青年读书人，也是到登闻鼓院上书支持荀子复祀之事。
他们言圣人之道由春秋时八道，最后流传仅作二支。
一支以子思，孟子为道统，重于孔子的内圣之道。
一支以子夏，荀子为道统，侧重孔子的外王之学。
两支都是儒门一脉，专一则偏废，并立则可互补。
此文一上，有人赞同，则有人反对。
为此翰林院的新民报刊发了翰林冯琦的文章。
冯琦乃当时文坛一杰，他的诗词文章被赞誉为无三杨台阁之习，亦无七子模拟之弊，与于慎行齐名有山左三大家之称。
他撰文支持林延潮顿时引来的无数人的注目。
登了冯琦的文章后，身为新民报的主编方从哲，叶向高又请了名儒许孚远于报上发表不同之见。
许孚远号敬庵，是湛若水的再传弟子，也是后来大儒刘宗周的老师，学兼理学心学之长，功底相当扎实，由他来撰文反对冯琦之论。
这新民报的一贯主张，就是立场没有偏颇，其用意就是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
因为冯琦与许孚远的辩论，引起理学与事功学的辩论。心学也不甘寂寞，也参与了进来。
心学的代表是太仓管志道，他平日也是好与人辩难，并四处讲学，名望不亚于许孚远。
他有一句名言，必有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之力，而后可以立身。
管志道学贯三教，当下以‘心之体无善无恶’与理学的‘道性善’辩难。
管志道之意，就是理学心学虽都出自于孟子之道统，但也有不同，一为道性善，一为无善无恶。
无善无恶之语，不仅是王阳明说的，更出自于周敦颐‘太极本无极’之说。
管志道出面代表心学反对理学的‘性为善宗’之语，无意间却成为了事功学的友军。
人性到底是善，恶，还是无善无恶，大家各执一词，凭什么要天下读书人都接受性本善的观点。
那么因性本恶之言而让荀子罢祀也就名正言顺了。
眼见从复祀荀子，一直到性本善，性本恶的争论，但理学众儒者都表示不能再忍了。
事功学之脑残可以不计较，但心学你们怎么也跟着起哄，还是不是思孟学派的一支。对于理学而言性本善，乃理论之大本，岂容挑战。
此事惊动了东林书院的顾宪成，他撰文于新民报上反对这一说法。
他认为太极本无极，本字是‘原来如是也’的意思，意思是太极就是无极，并非太极之上还有一个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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