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着代汉，就是为了解决名义问题，以避免更大范围的动乱。
动乱和各种不稳定会干扰民力的休养，这种看不见的损失，往往不逊色战争的直接杀戮。
因此在这个时间紧迫的关键节点，北府的人力、物力必须要转弯，从已经步入正轨、越来越快的街坊小城区修建工程中转移，去从头规划修筑一座宫殿及各种配套的设施。
可田信不乐意……那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直接甩到雒阳方面的朝中诸公脸上，田信、北府都觉得棘手，他们自然也很是棘手。
宫殿、城池的修筑，最是消耗人力、物力。
曹魏重修雒阳前后耗费了四五年时间，断断续续的修筑也只是恢复了汉末城内的建筑，很多宫室遗址也只是清理了废墟，没有进行详细的修复。
也就魏国的邺都在这些年不断的增修中有一国之都的气象，再其他的都城、临时都城显得破落。
先帝在成都时，王宫是用现有建筑改建的，没有耗费宝贵人力去修筑宫室，改善生活居所；后来迁徙江都，各处宫殿、衙署也以简朴为主。
田信在关中更是休缓三年才开始征集人力进行土木作业，此前有劳力富余时也投入水利、道路等基础建设。
所以现在的难题就在这，不修宫殿就无法树立威仪，可修了宫殿会破坏关陇的建设计划……甚至修宫殿，也有些来不及。
说的严重一些，北府宁愿拖着，也不愿浪费、无节制的使用人力。
使人力保持活力，才能时刻有应对战争的准备和热情。
若是人力疲倦，有了宫殿来完成禅让……却因此失去对外的战争威慑力，以及内部对战争的热情，那么情况会更糟糕。
为解决这个问题，只好由诸葛亮出面，发挥拿来主义，先把曹魏在雒阳修复的宫殿重新进行检修、修补表面，以方便完成禅让典礼。
在雒阳进行禅让典礼自然不如关中安稳，因此要在雒阳稳妥进行禅让典礼，就需要进一步增加马超的权柄，使马超全面控制雒阳内外的卫戍、审查工作。
哪怕杨仪少府衙署的稽税部队，此刻也要暂时解除武装和编制，和其他衙署解散的武装力量组成施工团队，去修缮宫，以及在平乐观建造庞大的禅让台。
跟关中禅让不同，在关中的话，前来观礼、接受检阅的部队规模哪怕有十万之众，也会在轨道、渭水河运这两条快捷运输线路的保障下以相对低消耗的状态完成阅兵。
在雒阳举行禅让，那很多预期规划的部队就无法来观礼……现在的朝廷和北府，不是不能支付这笔军队调动的钱粮支出，而是很不划算。
这笔钱粮躺在各地府库里，那中枢就有随时发动一场平叛战争的战备、底气；可钱粮消耗无度，导致内帑空虚，自然会引发、刺激、助长某些人的野心，以及冒险精神。
所以在雒阳举行典礼，前来观礼、参加阅兵的军队就不可能太多，驻地太远的军队也不适合参加……这又会令驻屯关陇的府兵产生失落情绪。
而这种失落情绪引发的怨恨，自然不会倾泻于北府，而是要宣泄在提议的朝廷公卿头上。
换言之，目前提议到雒阳举行禅让典礼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可田信、北府拖到现在才让朝廷出面解决……自然是需要朝廷站出来背锅，以承受广大府兵的不满情绪。
好在朝廷公卿已经接受了融合，不介意再背负一点人情压力。
就在朝廷开始为雒阳受禅仪式忙碌，奔波中，时间来到了夏历九月上旬，关中、雒阳已然入秋，秋收完成的府兵开始陆续集结，或充实前线的警备力量，或更换新的戎装、旗号，分批调往雒阳准备参与禅让典礼，以及接受阅兵。
就在这关中府兵热火朝天积极准备之际，前来一条令田信也感到惊骇的消息传来。
夏侯玄及所在的《后汉书》编纂团队人群中滋生疫疾，当地已经完成乡社一级的道路封锁，而疫疾却随着《后汉书》草稿送审人员蔓延到长乐坡附近的官吏群体中。
甚至陆续遣散的五万施工人力中也有可能被感染，因此事情突然就这么棘手起来。
在事情起源调查明白之前，田信虽然有愤怒，可更多的是惊骇。
究竟得疯狂到哪一步，才会做出故意投放、散播的事情？
好在《后汉书》编纂团队集中安置在弘农，以方便参考杨家囤积、保护的史料；而长安附近又都是轮番服役的府兵、汉僮义从为主，有明确营区划分，也有军纪可以压制惶恐情绪。
只要封闭各处营垒，等待一段时间，就能将正常的营区解封，遣返府兵、义从返回原籍。
至于其他可能存在接触、流传出去的时疫，也只能有一处隔离一处，再别无他法。
为调查清楚原由，田信将夏侯氏家族唯一出仕，担任军职的夏侯霸招来。
夏侯玄是染疾最早的一批人之一，身体强康拖延存活，已经挺过了死亡率较高的发病期，只是身体难免陷入虚弱……而整个人容颜的毁伤更是难以再恢复，带来的心理创伤更严重。
这种低落的情绪很不利于后期休养，所以需要与夏侯玄关系最亲近的夏侯霸去询问，并转达自己的态度，以免去夏侯玄的心理压力。
毕竟秦汉以来，选官最重体貌威仪，长得好看很有气质……是选官、评职、说媒，以及个人纪传记录时重要的参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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