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雷见林缚虽正处于年少得意的时候，但是说话待人难得一团的和气，心间的惶然也自然渐渐松懈下来，诸事能应答自如。
林缚又与陈雷、陈恩泽父子谈了一会话。
眼下就算消息走漏，最坏的结果也就是萧涛远带着一部分亲信逃亡投奔奢家，局面还不至于无法收拾，所以也没有特别的顾忌。林缚开始考虑将三十童子陆续接回崇州，履行最初答应他们的要让他们与家人团聚的承诺。
陈恩泽带着父亲陈雷告辞离开，林缚则与曹子昂他们继续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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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陈雷应过几次县试，虽说没有考取过什么功名，却是耕读人家出身，在崇州童子案之前，也积下不菲的家产。与胡致庸、胡致诚胡家一样，陈家不算乡豪势族那一类，却要算崇州县新冒头的田主、商户。
江东左军要在崇州扎根，治军以及加强对崇州地方的渗透、控制——这两件事，不能说哪一件事更重要一些。
江东左军算是有个相对稳定的框架，但是对崇州地方的渗透与控制，还远远谈不上有基础。
对崇州地方的渗透与控制，要达到一个目标，就是要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将崇州人与事及农耕生产组织好，源源不断的抽取税赋为江东左军所用，还要使崇州县民众拥护、支持江东左军，相信江东左军是保障并且有能力保障他们利益的，并乐于将子弟送进江东左军参军或乐于成为江东左军的后备力量，最终成为休戚相关的整体。
唯有做到这一步，才能真正算在崇州根基扎实。
做到这一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平衡方方面面的矛盾，要缓和方方面面的紧张关系……要扶持哪一阶层的势力，要怎么扶持，扶持他们要怎么确保他们对江东左军产生向心力，要压制哪一阶层的势力，要怎么压制，压制他们要怎么确保他们不会出现剧烈的反弹甚至破坏地方有序的耕织生产？
在离开即墨返回崇州之时，这些问题就在林缚的脑海里打转，与曹子昂、林梦得、秦承祖、傅青河、孙敬轩、孙敬堂都有过深入的讨论。
林缚手里最紧缺的不是银子，而是可用、可以信任、可以依赖的人手。
要说乡豪势族手里掌握的人才最多，也最成体系，一般说来，在地方上只要取得乡豪势族的支持，就能通过他们控制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迅速的控制地方。就像林家，只要取得林族的支持，控制石梁县一点问题都没有，在东阳府取得两三家像林家这样的大势族支持，控制整个东阳府都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这样的大势族通常都有自己的向心力，有自己的核心利益诉求，可同甘、难共苦；这些势力要用，但一定要限制着用。
相对来说，崇州童子案受害者家人是可以信任并借用的，不过林缚还是有重点的进行选择。
首先是要选择年富力强且有真才实干的人手，再一个就尽可能的从社会中下层选拔人手，这有利于缓和中下层贫佃民与一层乡豪势族、大田主、大商户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去激化矛盾。
捡贤能补官吏的名单表面上看是李书堂、李书义、胡致庸、胡致诚四人共同拟定向吴梅久推荐的，推荐的都是熟悉地方民情事务的贤能人士，不一定都有功名在身，但都是读书人的身份，分布各乡各里，在乡里有一定的声望，有利于县里迅速恢复秩序。
本身对崇州地方就不熟悉的吴梅久，提不出半点反驳意见，只能全盘接受，他也完全想象不到因为崇州童子案使林缚等人对崇州地方的熟悉完全超乎他的想象。
吴梅久没有跟林缚争的心思，再一个他对崇州地方不熟悉，具体的事务，他只能委托胡致诚、李书义两人负责，补选官吏及任事，也都由胡致诚、李书义一手把持。
县里主要事权分属六房：前三房为掌官吏任免、考绩、升迁之吏房；掌军政乡兵、县刀弓手之兵房；掌刑法、狱讼之刑房，此三房由胡致诚负责，胡致诚暗中向曹子昂负责。后三房为掌田赋、户政、仓储之户房；掌礼制、县学之礼房；以及营造、屯田、水利之工房，此三房由李书义负责，李书义暗中向林梦得负责。
这次补选贤任事，也是胡致诚、李书义两人挑选掌握六房事务的助手，林缚的意见是每项职事尽可能补足一正三副的人手，除了减轻县里民众傜役负担外，更重要的是进行人才储备。
当世民众的识字率很低，但是江东地处富裕，耕读人家还是很多。崇州县，入籍丁口就有二十万，实际的丁口可能接近三十万，识字者差不多有万人，虽说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乡豪势族子弟，也有相当一部分为平民阶层，从中选拔、培养三五百有才能的基层人手来，不是什么难事，关键这时候要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名目。
夜里，林缚带着曹子昂、林梦得一起到北山门禅院参加为补贤任事所组织的简单宴请，与新补选的官吏以及乡里的里长、甲长代表见面。
在宴席上，林缚与吴梅久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六房书办不但分管县里的事务，还有分区域监管各乡里的职权。
以往乡里事务都由里长、甲长掌握，完全按照约定俗成的乡风民俗行事，这些里长、甲长实际上又是乡豪势族的代表。林缚此举表面上是对通匪案进行彻查的需要，有这个借口，别人也不便阻挠，实际上则是加强了县里对地方事务的集权，最根本的目标就是限制乡豪势族控制乡里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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