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银保粮”之策实施后，大幅提高脚钱，津海的收粮价提高到每石银一两八钱。
林缚费了这么大力，不能不从中取利。
在孙家、周家的协调下，以黑水洋船社为首的海商、船东们，都同意向崇州支付百抽十五的厘金。
此外，远海粮船还要缴纳百分之六的保金，一旦粮船遇风浪倾覆，可以得成本八成比例的赔付。
即便扣除厘金与保金，从崇州运粮到津海的所得，也不比实施“盐银保粮”新政之前差多少，自然能为诸海商乐意接受。
漕粮若从黑水洋航线直达津海，所征收厘金，归崇州全额所得。
漕粮若走近海，到山东走胶莱河，穿过山东半岛北上，所征收厘金，崇州与青州平分，但青州方面不得再向从崇州出发的粮船再征收过税、厘金。
“盐银保粮”的意义在于，即使燕京对诸郡的控制力下降，只要有足够的盐银收入，保证有足够多的商品米粮流向崇州或淮安，就能有足够多的漕粮运往燕京，维持燕京及燕北防线的局面不崩溃。
这也是林缚年初以守孝为名潜到津海、李卓最终支持林缚的关键。
对各郡来说，每年的漕粮运输，糜费甚巨、效率低下，几乎达到一石漕粮、三倍脚费的程度。
如今中枢要求各郡将漕粮折成税银赴京，在每石漕粮正额之外，多征三到八钱的运银，对各郡来说，也极大的减轻了负担。
唯一不利的地方，就是大量依靠内河漕运吃饭的人，上至督漕官吏、中至诸家河帮、下至船工、脚夫，一时间都失了业，成为各郡必须要消化的不良影响。
内河漕运中断，是客观存在、无法更改的事实，即使有些零星的反对声音，也给彻底的无视了。
张协、岳冷秋等人，也不得不承认“盐银保粮”是维持当前局面不崩溃的一大善政。在他们看来，最大的弊端，就是东阳一系从“盐银保粮”里获利巨大。
之前，大多数运粮漕船都从淮口出海。淮泗战事起，淮口被封，崇州便成为漕粮出海的主要出口。
淮泗战事结束，淮口实际又给林缚所控制。
如此一来，除了川东、荆湖、浙北、江南等产粮区外，几乎再没有别家势力能从津海粮道里分利了。
淮东军实际成为天下最大的粮商。
从四月末到十月初，受战事及东海风暴季的影响，实际从崇州出海的漕粮达到八十万石。扣除给青州的分润，崇州实际直接所得厘金，超过十二万两银。
秋冬及春季，是黑水洋航线能发挥最大作用的时候。
经过半年多的发展，黑水洋船社的远海运力达到十五万石。预计明年风暴季来临之前，能完成八十万石漕粮的运务，这部分最高能超过二十万两银的厘金收入将全部归崇州所得。
局势能维持下来，崇州总的厘金将更加的可观；在未来一两年里，厘金将成为淮东军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要没有这点底气，林缚也不敢咬着牙去修捍海大堤。
厘金局在淮东的地位自然也是可想而知的；林缚一共任了李书堂、孙丰毅、周广南以及在津海的孙尚望四人做支度副使，来负责厘金局在各地的具体事务。
此外，钱小五担任支度副使，负责内库银钱支度。
※※※
胡致庸担任营田使，负责淮东军的军民屯田及兵户安置事务。
屯田不仅是淮东军目前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更关系到兵户安置的根本。
除了崇州沿运盐河、西山河两岸、西沙岛、清江浦北滩的大量屯田外，接下来要逐步扩到鹤城的屯田规模。还要尽可能的多设巡检司，利用巡检司来组织流民，在驻地周围开发河滩、沼泽等废地，进行屯种。
这也是在现有条件下，在民政、财政权力受限的情况下，利用巡检司进行流民安置、屯种，也是对淮东诸县扩大影响力的一项重要措施。
除了胡致庸任主官外，林缚还使李书义、王成服担任营田副使。
李书义同时兼任崇州县丞，代林缚处理崇州县的琐碎事务。
鹤城实际达到置县设邑的条件。
鹤城的新城规模比之前的城寨要大好几倍，有河港，有出海港口，与崇州的陆路、水路都畅通了，迁往的民众也日渐增多，而且还大量的土地可以安置兵户与流民。
不过，没有正当的名义，暂时还只能以巡检司的名义行事。
鹤城与观音滩（西沙岛），是淮东当前民政事务最繁重的两个巡检司。
王成服很有内政才干，林缚自然要往他身上多加重担。
葛司虞任司工参军，负责工程监造。
淮东军制下的工造体系，已经远远非传统的司工参军一职能概括，便是扩编后达六万人规模的工辎营，也是世所罕见。
想开国初年，高祖差不多平定了大半个天下，性质与工辎营相差无几的班军规模也才十万人而已。
除设船政使外，还设军械监、冶金监及百工监三司，职同司曹参军。
孙敬轩兼任船政使与百工监。
崇州之根基，可以说是有一半架在海洋之上，船政之事犹为重要，遂专设船政使一职。
崇州蕞尔小县，要纳容更多丁口，要开辟更多的财源，发展规模化的工场手工业，是条捷径。更为重要的，工场手工业的兴盛，是推动生产力水平往前大步迈进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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