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局如此，财政方面的严重危机不可避免。万历时的年军费开支不过三百多万。
崇祯年仅仅用于军事的“剿饷”、“练饷”、“辽饷”已高达一千六百万。
皇帝自然深感国库空虚，手头拮据。把这财政危机转嫁于民之后，结果是“饷加而田日荒，征急而民日少”，导致恶性循环，让“饥馑洊臻，外讧内叛”的局面更加恶化。
无可奈何之下，贵为帝王的崇祯也顾不得许多了，只好砸锅卖铁，把宫中的金银器皿拿出来应急，甚至变卖从万历时积存下来的老人参，剩下来，就得号召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助饷，采取募捐一策了。
崇祯十二年，崇祯找上了富甲一方的皇亲武清候李国瑞，要他为国分忧，贡献四十万银两为饷。
李国瑞见数目巨大，死活不肯出，一口咬定拿不出这么多钱。不过崇祯对其底细也略知一二，当然不行，催逼更急。
这李国瑞索性耍开了无赖，也来了个砸锅卖铁，将自家的房屋标价出售，家用器皿什物则拉到外面变卖，以示一无所有。
此举令崇祯怒不可遏，遂将李国瑞入狱，夺其爵位。李国瑞哪禁得起这个，不久便惊怒而亡。
如此一来，外戚哗然，纷纷抱怨崇祯不顾恩义亲情，更联合起来抵制募捐。
崇祯本人事后也颇为后悔，加封李国瑞七岁的儿子李存善为侯，所追缴的这四十万银两最后也全部退还。皇亲既然反悔，官员自不会热心，募捐一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然而到了今年，李自成已兵抵山东，京师告急。而这时候的京城，缺兵少粮，守备虚弱。
崇祯只好再次募捐，他遣太监徐高通知周皇后之父，国丈嘉定伯周奎，让其牵头倡导，作个表率。
周“坚谢无有”，竟一口回绝。徐高再三说明上意，周也漫不经心，毫不介意。徐高“愤泣曰：‘后父如此，国事去矣’”。
周奎见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也怕崇祯归罪，答应捐献一万两，崇祯认为少一点，要他拿出二万。
周写密信告诉皇后，恳求帮助，皇后答应帮他出五干，并劝他尽可能满足崇祯要求的数额。宫里的太监以王之心最富，但也仅献万金。
王永柞、曹化淳则捐三万至五万。
朝中大臣官员表现也一样，个个装穷喊贫。
大学士魏藻德仅仅拿出百金，已被批准退休的内阁首辅陈演则专程入宫表白自己在任期间如何清白廉洁。
还有一些官员则效法李国瑞，在自己门上写着：“此房急卖”，再拿出一些不值几个钱的器皿什物摆在市上兜售。
最后为搞平衡，干脆来了个摊派，比如浙江出六干，山东出四千等等。个人的最高限额是三万，但满朝竟然无人达标，仅有太康伯张国纪一人出到了两万。
就这样，本次靖国募捐从京城皇亲国戚，士大夫官员组成的食禄一族那儿最终募集到了一笔巨款：二十万。
有钱不出钱，这个时候的皇帝除了一声叹息，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了。只好又改个法子，号召有力出力，令众人各输粮草供给官军，或赡养将士们的妻子儿女，使京城守军无后顾之忧，但反应更为冷漠，无人响应，只好作罢。
这笔“巨款”数额如此，作军费实在没办法看。所以这二十万现金，崇祯全部用来犒赏慰劳京城守军。
这一天，小民百姓痛哭捐金者甚多，多者有三百金、四百金，短短十五天的时间，捐金多达四十六万。
为此，皇帝在后宫哭告周皇后曰：子民良善，肉食者当诛！
沐天涛在玉山书院学的就是如何为政，如何将兵。
当玉山书院将这些事情当做笑料四处宣扬的时候，沐天涛却邀请了书院里众多的才智之士座谈——唯一的论题就是——皇帝如何才能从这些贪官污吏手中拿到捐款！
最后，众人得到了一个比较靠谱的答案——酷吏！
皇帝出头号召捐款，这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这表明皇帝已经失去了对政权的把握！
皇帝表现的越是弱势，那么，臣僚就越发的不愿意资助皇帝。
政务司的一位师兄说的很是清楚明白——强者拥有所有，弱者一无所有！
沐天涛能想的到，如果云昭开口问百姓，官员，商贾借钱，他一定会得到百姓，官员，商贾们的热烈响应，甚至会出现宁可破家也要资助云昭，只求云昭能看在他贡献出所有的份上，夸赞他一声，哪怕，给个肯定的笑脸，他们也会心满意足。
这就是强者。
而崇祯皇帝的捐款一出，就连自己的岳父也推三阻四的哭穷，最后还要依靠压榨当皇后的女儿来减少自家的损失。
因此。
动用酷吏自然是没有办法下的办法。
如果在太平年月，用这个法子完全是在损毁朝廷。
但是，如今的大明，屋子已经四面漏风，梁柱已经被虫子蛀的噼里啪啦乱响，眼看就要倒塌了，这时候难道还要在乎屋子里养的一群猪吗？
这时候最好的法子就是——杀猪卖钱！
皇帝原本是有酷吏的，比如东厂，锦衣卫就是极好的酷吏人选。
一旦皇帝利用这些酷吏达到目标之后，再杀两个东厂，锦衣卫的人告诉这些官员，东厂，锦衣卫做错了，完全就能把这件事混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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