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声援正面战场的解放军，也为了纪念“五·二〇事件”一周年，上海学联一万五千学生，在交大举行集会，发动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全市十万人的签名运动，得到文化界、工商界、教育界的支持。
北平、武汉、成都、昆明等地积极响应，举行了万人以上的大示威。
而国民党《中央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叫嚣对爱国学生“与其养痛遗患，不如操刀一割”，“当机立断，斩草除根”。
胡孝民也得到明确指示，要与爱国学生作“生死斗争”。
然而，随着前线战局的不利，学生的爱国行动如火如荼，就算偶有被当局抓捕，也在各界人士的抗议下，不得不释放大部分被捕的学生。
六月份，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发动豫东战役，彭老总取得宜瓦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发现，他们兵力捉襟见肘，而解放军攻势犀利，国共最后决战时刻似乎就要来了。
而在上海，吴果清亲自出面，要调查反美扶日运动的领导人。他相信，这些人就躲藏在交大，而且就在交大的自治会里。
吴果清亲自向大学生自治会提出七点质疑，并且举行记者招待会，追查交大五四营火晚会的召集人。隔了三天，吴果清再次举行记者招待会，诬蔑交大学生自治会被人利用，扬言将依法公开传讯。
交大学生自治会在两次反质询后，发表《为吴市长迫害爱国运动告全国同胞书》。同时，为挫败吴果清的“神经战”，党的学委决定，由交大学生自治会，组织“公断会”，让社会各界公开讨论决断。
月底，交大举行反美扶日公断会，多名知名人士出席，但吴果清并没出席。胡孝民以记者的身份，去了交大。
与会者一致支持学生反美扶日的爱国行动，揭露国民党政府出卖主权，批驳吴果清为美国辩护的言行。
在这样的形势下，胆敢公开宣布这些言论者，都值得尊重。
要知道，有不少特务混进了交大，这些知名人士，随时可能遭到迫害。
交大的公断会举行时，上海拖船、驳船水手一万两千人，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码头的工人，也罢工声援，最终罢工取得胜利。
七月的一天，胡孝民接到命令，去九如里5号与刘尧见面，接受党的最新指示。
刘尧说道：“中央发出关于处理与训练上海的撤退指示，要求凡有城市斗争经验，而不久后能回蒋管区工作的，以总结实际经验，给以策略教育为上；因太暴露无法再派出去的，要回解放区培养为管理城市的干部；挑选一些斗争经验丰富，策略水平较高的，送到中央城工部做研究工作。我们计划向华东解放区撤退2000名干部，其中职工1000人，学生、教师1000人。这2000人的证件，路线，由码头情报组解决。”
胡孝民应道：“没有问题。”
“另上海局也发出关于目前工作的指示：当敌人统治、政治政策在开始加强时，我们不正面反抗，躲过敌人的锋芒，而多做分散活动，不脱离中间分子与较落后群众。当敌人弱点更明显暴露时，坚决进行大规模政带共同性的进攻，使我们力量向前跳跃发展一步。我们要充分准备，抓紧时机，跳跃发展。”
胡孝民说道：“这是最适合目前形势的办法了，另外，随着我军不断进攻，国民党军队人心惶惶，我觉得可以在军队内部做策反工作了。”
刘尧点了点头：“你的判断很准确，上海局已经正式成立策反工作委员会，冯五同志担任委员，在国民党内开展内线。你的身份特殊，不正式加入策反工作委员会，但冯五的工作要向你汇报，你还是他的直接领导。”
胡孝民的身份非常特殊，周先生离开上海时，还专门说起过这个问题。胡孝民的作用，远不是现在提供情报，掩护同志，他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1147章 会战
进入八月后，国民党当局越来越疯狂，抓捕学生和工人，几乎已经公开。
东北战云密布，蒋管区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南京国民党行政院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发布命令，发动“特种刑事检举”，由特务机关、暗探开列进步学生、工人的“黑名单”，并在报上公布学生“黑名单”，限令他们在名单公布的第二天到特种刑事法庭“投案”。
同时，保密局和党通局，也暗中接到命令，准备对黑名单上的学生和工人进行大规模的逮捕。
另外，南京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进行所谓的“币制改革”，主要内容就是发行“金元券”，以1：300万的比价收兑法币，限期收兑民间黄金、白银和外国货币，禁止任何人持有，限期登记管理民间存放在国外的外汇资产。
为了应付特种刑事检举，中共中央城工部给上海局专门发出关于《应付蒋匪大批逮捕各地学生的指示》，指出：蒋匪已在各地大批逮捕，且将继续疯狂进行。请即进行紧急措施，即将工人学生及其他方面有被捕危险的党员和进步分子尽量撤退，无法撤离的，即将设法疏散，切勿犹豫。
上海局严格执行中央城工部的指示，利益于胡孝民提供的可靠情报，可以按照即将逮捕的先后顺序，将即将逮捕的人先一步撤离。毕竟，要撤离的人实在太多了。
8月26日，国民党当局对上海学生进行大搜捕，预定第一批拘捕130余人，因为胡孝民的情报，学生提前疏散隐蔽，最终只有1人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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