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也是朝廷的一项敛财计划。可以想象，当这些改建完成之后，将会给朝廷带来多大的收益。
大唐周报连篇累牍地大肆宣扬这些门面房的商业前景，商务司大张旗鼓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的时候便开始了招标拍卖，不知让多少人红了眼睛。
这项庞大的计划，可不仅仅只有长安，还有洛阳，这两地几乎是同时启动的。而让钱彪惊叹的是，如此大型的计划的实施，需要长时间的周密计划还得严格保密才行，否则，朝廷必然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而现在的事实是，朝廷以极低的价格便获得了这些坊墙以及临近坊墙的所有权，而此项计划一经推出，这些原本价格低廉的地方，瞬时间便身价百倍。
无数的商人如同嗅到臭味的苍蝇一般，嗡嗡嗡地飞了过来。
户部负责商务的王明义，可不是善茬，一半出售，一半出租的政策，使得那些被出售的门面房价格再一次飙升，而朝廷拥有另一半，却成为了一个可以长久地为朝廷细水长流积攒财源的可以下金蛋的金鸡。
都说李相是一个钱串子，赚钱的手段寸出不穷，钱彪算是真正见识了李泽的手腕。
如果不是李泽赚钱的本事如此厉害，大唐也没有能力武装起如此强悍的能横扫四荒八合的军队。
先前耶律逢泽使手段与自己见面，钱彪心中还是有些不快的，但与此人还有杨中半夜的攀谈，却又让钱彪觉得物有所值。特别是耶律逢泽，此人一直长期处于大唐的上层，对于中枢朝廷的政策理解之透彻，远非钱彪所能比。
而钱彪也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大唐的商人如此张扬而丝毫不怕朝廷对他们来一个秋风扫落叶。
总体上来说，李泽是在拼命地讨好他治下的农民。
最初之时，李泽为农民分田地，建房屋，买牲畜，修水利，减赋税，使用种种手段，让农民们稳定下来，开心地呆在自己的土地之上精心伺候自己的土地，再往后，李泽的政权稳固了，土地房屋牲畜虽然开始要钱了，但却提供了极低利息的贷款，允许农民分期偿还。
无农不稳。
大唐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这一个阶层稳定了，富裕了，李泽治下的朝廷便也稳固了。
过去的大唐的赋税主要来自农民，各种税赋几乎都压在农民的头上，农民吃饱肚子，便成为了他们最大的希望，至于富裕，是无从谈起的。而在过去的日子里，商税为朝廷所作的贡献，几乎是忽略不计的。因为做生意的，基本上都是权贵阶层，世家豪门。向他们收取重税，便等于是虎口拔牙。
而李泽，就是虎口拔牙了。
在北地，他打掉了所有的宗族豪门，横扫了旧有的权贵阶层，使得过去的统治体系完全被摧毁。
然后，他大力发展商业，为商人们开拓商路，寻找商机，提高商人们的政治地位。但同时，却又对商人们课以重税。
过去农民的负担，被完美地转嫁到了商人的头上。
可奇妙的是，商人们并没有对此怨声载道，反而乐此不疲。因为在新的政策之下，商人们赚钱的渠道更多了，赚钱亦更有保障了。过去的商人，一旦发家致富了，不但没有什么安全感，反而惴惴不安，生怕自己这块肥肉被权贵盯上而成为别人的口中食，但现在，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展现自己的实力。
只要你交清了朝廷应收的赋税，你便是官员们的座上宾。如果你在交清了赋税的同时，还能为乡梓修桥建路办学堂，那便是地方上的大善人，官员们会敲锣打鼓地为你送上匾额。
税务细则上把商人们应交的税收写得明明白白，没有了过去那些隐藏在地底下的额外费用，也没有官吏敢于对他们敲诈勒索。
看起来税收极重，其实细算下来，支出反而比过去要少多了。
李泽发展商业的思路，说白了就是将这块大饼子愈做愈大，同时正本清源，澄清吏治。
而让官吏们不敢造次的是，现在很多商人，都是义兴社的成员，有些甚至是重要成员，一旦地方官吏敢有什么不法举动，通过义兴社的内部渠道，很快便能上达天听。
一个义兴社成员的身份，便能让一个商人身价百倍。
义兴社在发展之初，想要加入异常简单，但现在，却是越来越难了。像钱彪这样身份的人，加入义兴社，还是得益于儿媳妇郑文珺的引荐。而这种引荐可不是没有代价的，一旦某个义兴社成员犯了事，收荐他的人，是要负上连带责任的。
李泽的执政思路，与过去任何一位执政的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不在乎朝廷的府库里有多少钱，绝大多数时候，朝廷都是负债经营，动不动就要借钱过日子，但最奇妙的是，一旦朝廷开口借钱，不管是钱庄也好，还是那些身家丰厚的大商人也好，都恨不得自己能借得越多越好。
这是一个信用问题。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更何况，每一笔借款，都有着丰厚的回报，虽然比起民间借贷的利率要低得多，但却不存在坏帐的可能，是一份稳定的收益。
朝廷每年都赚取大量的财富，但每年却又把这些财富花得干干净净。
钱去了哪里呢？钱变成了一条条四通八达的道路，一座座大型的水库，一条条连通四乡入里的沟渠，变成了坚船利炮，变成了刀枪剑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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