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产者会对无产者进行压迫和剥削，这是人性的必然，不是历史的必然，不是每一个官员和富商都能像你于廷益那般散尽家财，帮助这芸芸大众。
而当越来越多的有产者开始压迫和剥削无产者的行为开始出现，那么就从个体的必然行为汇聚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大泽起义、黄巾起义、黄巢起义、隋末起义看似都是朝廷欺压百姓导致的，但是于谦啊，到了咱们这个高度的位置上已经可以看的明白，本质上这又哪里是朝廷的责任，而是国家的原因啊。
皇帝作为一个国家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他不站在既得利益群体的立场支持，难不成还愿意那群泥腿子丘八将他的皇位推翻不成？
明知道国家继续恶化下去要亡国，他们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因为前后都是深渊，走下去是亡国，退回去也是亡国！”
于谦越听脑子越疼，许不忌说的话让他只觉得周身上下都已经密布了冷汗。
皇帝想做什么？
许不忌拿出第一本奏疏，落款是南京。
展开来，推到于谦的面前，解读道：“君父说，他从来都没有想过一百年、两百年会出现这种事，但是第一个将王朝推进坟墓的人已经出现了，而这个人竟然还是他的亲生儿子。在当时君父甚至想过，杀掉二皇子。
可很快君父就否掉了这个想法，他很欣慰的告诉我，说这也是历史的必然，他很希望能够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从那一刻开始，君父便开始着手为一切开始准备，为二皇子铺路，为清除一切历史尘埃和顽固余孽而准备。”
说罢了这句，许不忌又打开第二个奏疏，这一封奏疏落款是山东。
“山东大案早就调查清楚了，几个官员不是想贪墨一笔冬粮，而是想弄一笔钱来补山东当局财政其他地方的亏空，但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所以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那就是火龙烧仓，用商人的钱来补衙门的账和亏空。
事后呢，山东当局再给这个商人政策上的便利和支持，让商人再把钱两倍、三倍的赚回来。
简单来说，就是官商合作，把国家的利益变化成私人的利益，合作侵吞国有资源，商人没有经济上的损失，而官员呢也把账面的亏空补掉，继续步履青云往上升。”
说完了这道奏疏里的内容之后，许不忌又取出第三份，落款是湖广。
“汉阳锻钢厂工人死亡的案子，为什么湖广当局力主锻钢厂是无责？这不仅仅是法律上的缺失，是湖广当局扛不住重工人而轻资本的后果罢了。
工人下班路上猝死，如果算是工厂的责任，湖广当局担心会引起大量省内工厂转移或者减少生产，这样一来，就会使湖广的政绩大打折扣，毕竟加足力气生产和束手束脚生产出来的成绩完全不对等。
于是湖广当局的官员决定如此下去，支持资本无罪，工人猝死和过劳死完全是工人本身身体素质差，属活该，属被害者或弱者有罪论。
这每一起案件中，君父和我看的不单单是案件本身的前后关系，而是这里面的人性考量。
官员和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或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是无视弱者死活的，就像我大明之前咱们四千多年的华夏文明史那般，写满了剥削和压迫。
任由这般发展下去，蔓延祸害下去，我大明的王朝寿命，甚至可能连一百年都不存在！”
原时空大明朝有近三百年寿命，但朱允炆却突然发现，随着工业革命全面展开，大明这个国家的高速发展和繁荣，很可能，反而连一百年都没有了！
因为社会吁求的涌现和阶级矛盾的积累两者的速度，是远超原时空大明的！
“那既然是法律上的缺失，君父为什么不责令大理寺补上？”
于谦有些不忿，梗着脖子看向许不忌：“当局有错，错在当局，既错则改不就好了？”
“只靠一个皇帝吗！”许不忌斥了一句愚昧：“君父看出了错可以改是因为他是皇帝，我看出了错可以改因为我是内阁首辅，你也看出了错但你不能改，因为你只是一个北京知府！”
于谦明白了许不忌的意思。
有些错，皇帝能改，因为皇帝有权。
首辅能改，因为首辅也有权。
但这些错误，一般人是无法改的，因为一般人没有纠正错误的权力。
万事只靠皇帝和首辅，但皇帝和首辅又不能长命百岁，终究会换人的。
“一个国家想要永久的昌盛强大，靠的是及时发现错误的洞悉力和及时纠正错误的政治机制，而这个洞悉力不是靠某个人，这个政治机制也不是靠某个人，需要的是国家整体。”
许不忌教诲道：“我们走在路上，看到人醉酒骑马，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我们用眼睛看到知道这是错误的，就是洞悉力的一种。
而后我们反应到衙门，衙门出台法律，说醉酒骑马属于犯罪，应受到惩处，这就是纠错机制应有的行为。
是人民提出来，国家接受到了社会的吁求，并顺民意解决这一吁求，于是人民的民心安定了，国家安定了，安定了才能繁荣。
山东的案子、湖广的案子，百姓民间觉得这是错误到或者存在错误的，他们发现了也找到了当局布政使司衙门，但当局没有处理，这就是缺乏纠错勇气和纠错能力的机制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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