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安奇说了一个朱允炆从来没有注意到的点：“既然劳动力本身的价值并不高，以资本的特性，他们当然会去追求资产的数量扩张化，而不是把重心转移到技术的质量化。
这就是为什么您会发现，拥有着上亿财富的皇商总会，那么多的大财主们拿着这些钱去吃喝玩乐，而不是投入到技术研究中去。
皇商总会的财富来源，其实就是在吃政策的红利或者说，是在吃他们脑袋上那个金字招牌的红利，并不是他们本身有多少本事。”
廉价的劳动力，限制了资本的进取性，放大了资本的贪婪性。
这个回答还真让朱允炆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而眼下皇商那群宗亲的表现，可不就恰恰是如这格里安奇说的那般无二吗？
“双喜，今天接下来的安排都取消掉，派人去那海湾酒楼买些好菜回来，朕今天到要好好请教一番。”
忽必烈都能对绿教徒礼贤下士，召来给自己盖皇宫，当朝堂大臣，朱允炆有什么好端的架子。
“您的开明使我受宠若惊，您的光辉比肩上帝，作为您卑微的仆人，可不敢当请教二字。”
“别客气，饮茶。”
朱允炆手一摆。
“今天由你来给朕好好上一课。”
第三百四十八章：经济内卷化
充沛的人力才是限制了大明社会生产力进步的主要原因。
格里安奇的观点毫无疑问是朱允炆从没有思考过的问题，在他对古代社会的认知中，一直都是坚定不移的人口党。
即国家丁口越多、地越多，这个国家就越加的强大。
即使是几百年后，拥有四万万人口的满清被几千名英法联军打的欲罢不能，绝大多数人也只会认为那是因为西方的火器发达所致。
在火器化没有全面普及或者说进化到可以大规模屠杀成建制军队的时候，人口数，不就是国力最直观的表现吗？
“大明的劳动力有多么廉价？”
格里安奇举出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来佐证他的观点。
“一个地主拥有一万亩田地，他雇佣了一千个无地的佃农来耕作，每年每个佃农只需要支付一两银子，平素里也只需要管中午一顿饱饭即可，这些就是地主一年的投入，回报是一万亩田地的产出。
这个地主还可以选择购买一百头耕牛，然后给这些耕牛拴上犁耙，再雇佣一百个佃农来驱赶这些耕牛就可以耕完一万亩地。
一百头耕牛，即使以大明现在拥有整个草原的情况下，价值也远远超过五千两，人吃牛嚼，一年的开销就算三百两。
以十年来算，雇佣佃农十年的开支才一万余两。
而购置耕牛虽然是一次性投资，但十年下来的开支也达到了八千两。
投资的回报率太低，而风险又太高。
如果耕牛十年内死了，田产遭到了天灾，这些投资就是打了水漂。
所以，地主仍然会选择最原始的生产方式来进行生产，这就是劳动力廉价的主观表现。”
在提出这个例子之后，格里安奇继续阐述着自己的观点。
“这就是社会文明的发展、社会主要生产方式沿着某一种模式达到了上限，从而停滞不前的一种内部无法完全消化过剩产能，从而导致在劳动所获取的报酬上不断按照层级递减的现象。”
格里安奇这一段嘚吧嘚的内容放在后世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经济内卷化。
中国的经济内卷化进程是具有标志性和独有性的人口过剩。
“在大明，随处可以看到的是游手好闲的闲散之人。”
格里安奇的话有失偏颇，但却也是一个很严峻的事实：“每年的农忙之后，民间就会闲置大量的劳动力，早些年，大明国内还有着官办的工程来雇佣这些闲散劳动力。
随着近几年，贵国在印度掳掠了大量的劳奴之后，最最需要劳动力的基建工程被印度阿三所替代，使得民间劳动力一下空出了几十万。
空出来的劳动力想要寻求工作的岗位，而雇佣的资本方自然可以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工钱的支付。
劳动力成本降到了极低的水平，极大压制了民间的消费能力，即使是南京城，百姓超过半数都处在勉强糊口的贫困经济状态。
而陛下您看这泉州，像南京城里那种勉强糊口的家庭有吗？
没有，泉州百姓的生活质量，完全是贵国首都南京的数倍，这不足以让您感到反思吗？”
“照你这么说，反倒是朕的不是了？”
朱允炆脸上稍微有些挂不住，他感觉自己的智商或者说见识被一个古代人按在地上摩擦是一种身为现代人的耻辱，尤其当这个古代人还是一个老外的身份。
“基建工程朕不抓劳奴，难不成还拿我大明子民的血肉来填吗？”
基建哪里是上下嘴皮子一碰就可以开干的。
永乐朝初期修山东运河，前后死伤工农数万，直接逼得齐鲁大地白莲教造反。
有洪武、永乐两朝盛世，局域性、时段性的造反也层出不穷，更遑论明中后期嘉靖、万历朝了。
十年九反已成常态化。
“还有，你说劳动力产能过剩导致了生产力下降，资本方裹足不前，难不成你还让朕杀自己的子民来释放？”
朱允炆一瞪眼，把格里安奇吓了一大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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