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本不该揣测陛下圣心，只是臣打小也是苦日子长起来的，小时候国家穷，就连臣这些当皇子的，一顿饭也没吃过四个菜，烧粮食这种事，有点难以接受。”
朱桢赶忙澄清自己开口的原因，将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归到自己的心疼上。
“朕理解、朕理解。”
朱允炆忙抬手示意：“朕又不是败家子，下这种命令朕也一样心疼的几天没睡好，尤其是那年下令烧粮之后没多久，河南、河北还遭了一次蝗灾，十几个县出了几十万灾民，大几万顷地是颗粒无收。
朕没辙啊，那时候咱们的养殖业、畜牧业、酿酒业规模还不大，消耗量有限，中央几大官仓全部堆满，储存空间也释放不出来，朕才不得不下令烧粮。
但那次之后，朕就跟内阁开始着手制定相关政策，在河南、河北两地扩产养殖业、畜牧业，又在浙江、福建两处沿海省地新建官仓，今年就没烧太多了，也就只有五千多万石。
明年，山东的粮仓也会建好，山东和河北会陆续退耕，释放更多的用粮空间出来，就不会在烧粮了。总得给朕，给朝廷，给建设和发展一点时间吧。”
没有过程哪来的结果，朱桢这还算好的，只是委婉的问，朱允炆差点都快被夏元吉指着鼻子骂了。
尤其是在蝗灾之后，夏元吉开官仓赈粮的时候，就差没跑太庙去告朱允炆的状了。
连写了好几天的奏本诉屈，可把朱允炆搞得是又气又乐。
恨不得把夏元吉扔大牢里锁几年在放出来。
直接跳过过程看结果吧。
烧粮的行为绝对是错误的，是大错特错的，朱允炆从来就没有说这是一件对的事。
这是在特定时期相对为了规避更大风险才不得不去做的一件事。
朱允炆的委屈朱桢不懂，他只是就自己看到的事情发表看法：“朵甘今年闹了次沙尘暴，也有几个县受灾，当时当地府县赈粮，臣看了一下，虽然不是清汤寡水，但也不过是野菜稀粥，勉强糊口。
既然朝廷有的是粮，何不多赈一点，其实完全可以让百姓吃饱的。”
面对朱桢这情真意切，为百姓心疼的质问，朱允炆沉默了片刻，才叹了口气。
“六叔，不是朕狠心，宁愿烧掉都不给百姓，而是朕没法心软啊。地方要发展、要建设，需要朝廷的带领也更需要当地百姓的参与和共同努力。
如果受了灾之后，百姓吃的反而比以前一年到头农忙耕地吃的还饱，还好。那样的话百姓会懒得。
当他们知道朝廷不忍心饿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没人愿意顶着烈日，汗珠子掉地摔八瓣的付出劳动了。
到时候朕怎么办？朝廷怎么办？
立法吗？
法不责众啊，几十万百姓逃离土地不可怕，几百万、几千万呢！咱们大明就因为人性的懒惰成份而崩溃了。
朕养西北、西南，内陆省怎么看？他们也会像嗷嗷待哺的婴儿那般张口让朕来喂饭，来养的。
天灾不算什么，人为性制造的饥荒可比天灾更加可怕！”
人性的懒惰有多么可怕，乌克兰大饥荒告诉我们答案。
苏联的大农场政策忽视了人性中懒惰因子，导致了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人在那场饥荒中活活饿死。
也被一些阴谋论政治观点揣测为，这个政策不是忽视人性而是明知人性如此却故意施行，目的就是针对乌克兰进行一次种族清洗。
“这个政策，朕不想多做解释，因为无论是粮价崩溃还是百姓懒惰，都是咱们大明眼下这个时期处理不好的巨大难题，给朕一点时间，也给时间一点时间。
只有时间到了，才能水到渠成。朕和内阁的计划，是保留辽东、浙江、江西、南直隶、河北、山东六地的大部分耕田，其余诸省保留三成耕田，这些耕田的面积加起来，即使有朝一日朝廷失去了印度，自给自足也足够了。
前提是朝廷失去印度，朕告诉你，明联将会把印度牢牢绑在战车之上。
我们释放出来的转产力，是极为可观的，而且因为耕地的减少，粮价还会适当的上行，朕也跟严震直谈过，打算制定相应的物价指导政策，来规范一下买卖的红线。”
听朱允炆谈经济方面的问题，朱桢就有些手足无措：“臣只是打小节俭惯了，一时无法接受而已，陛下愿意教诲，臣惭愧。”
“节俭是好事，朕平素里也就馒头小菜，一盘鱼一叠肉就打发了。”
朱允炆呵呵一笑：“世人都还以为皇帝每天山珍海味，几百道菜，其实朕长那么大，除了前段时间明联成立的时候，朕宴请那些国王才算吃了一段盛宴。”
节俭是好事，哪怕是极度节俭也一样是好事。
在认知上，大家可能会认为过于节俭会导致生产出来的物品被浪费掉，也就是所谓生产大于消耗后导致产余过剩，继而出现通货紧缩。
生产大于消费的危害远低于生产小于消费，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不仅仅只是用来被消费掉的，而是可以用来再生产，继续再生产。
生产环节的链条有多长，在于其源头处投入进来的生产品有多少。
以大明烧粮为例，粮食是生产品，粮食可以用来酿酒，酒水就是粮食的再生产品。
粮食可以用来扩大养殖、畜牧，那么养殖和畜牧也是再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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