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第二个出场的人物，也是这起案件的第一责任人，应天府尹王雨森。
整个案件中，王雨森的表现没有值得加分的地方，也同样没有减分项。
当他得知案件的第一时间，杨士奇、许不忌、朱棣、徐辉祖都到了，这四个人联袂到场，相当于是整个大明所有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团体都到齐了，下一步如何走已经不是王雨森说了算的。
就好比包拯铡驸马案，姑且咱们当他是真的，那老百姓看到的永远都是最终结果，也就是陈世美血洒狗头铡，正义得到伸张，坏人伏法。
那身背后的事，便是包拯代表的宋朝士大夫阶级跟赵家王朝的皇权角逐和交互，没有任何人知道赵家到底跟士大夫阶级达成了哪些默契，最终交到包拯手里的，就是将陈世美处以死刑。
所以，包拯只是个执行者，而不是决策者。
同样的性质，王雨森也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定位和份量，他没有任何的资格再来插手这起案件的走向，所以当朱棣问他事犹可为否的时候，王雨森该出主意出主意，却没有上赶着把这起案件快速办结，而是说了一句‘拖个三五月’。
拖个三五月，傻子都不会相信皇帝不知道。
所以这个球踢给皇帝了，王雨森也提醒了一句‘可以办，但前提是皇帝不知道。’
已经很明白的告诉朱棣，这个案件最终还是要闹到御前，所以你找我想办法没有任何的作用，搞不定皇帝等于白扯。
在这种势必造成极大影响力的案件面前，王雨森作为一名官员，展露出来的政治立场不明确，唯唯诺诺和中庸两边倒。
既帮助朱棣出了主意，又表态自己没本事定案，要等你们搞定皇帝才行。
能搞定皇帝，还要你这个主审官做什么？
王雨森的表现跟杨士奇、朱棣、许不忌等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因为这三个人都在当场表露了自己的内心想法和支持的观点，只有王雨森选择了中庸。
这也是为什么杨士奇在离开前会说王雨森。
“你跟许不忌同出常熟，但你比起他来差远了”
而在最后，杨士奇感慨自己要退了，文华殿当属许不忌，是隐晦的预感到了结果，所以王雨森心中当然懊恼，有做包拯的机会而没做，本该旗帜鲜明的支持跟他一样同出常熟的许不忌而未支持。
那么对于朱允炆如何知道许不忌大闹应天府这件事，其中谁告的密是不是就清楚了？
紧跟着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杨士奇和许不忌两人的表现。
两人在对待这起案件持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和看法，杨士奇主张朱高燧有罪而非大罪，可以酌情宽赦。
许不忌则主张应严惩。
这两个人哪一个是大理寺的法官？哪一个是从事法律领域的主管官员？
两人一个是堂堂内阁首辅、一个是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两人都是这个国家乃至整个明联的最高领导人之一，根本不需要去分析法律层面是否严惩和宽赦其中的度，他俩只是拿这种主张来向皇帝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杨士奇的政治立场还是以稳为主，认为当一件事情牵扯到了国家层级的时候，能宽则宽，能过则过，切忌大动干戈，波及瓜蔓。
而许不忌的政治立场就是激进，坚持一狠到底，办事办绝。
大明正在经历中国几千年未有之时代大变局，在这风云激荡的时代背景下，在这个前所未有的恢弘王朝的前进过程节点中，需要寻求对旧有的行使统治方式进行新的改变。
两人一者提倡‘水至清则无鱼’，一者提倡‘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杨士奇诘责许不忌‘人至察则无徒’，隐晦的提出如果法办朱高燧，万一将来朱文奎、朱文圻等皇帝的亲生儿子犯了罪怎么办，你还能逼着皇帝去杀吗？
而许不忌则回答‘皇权不出宫，太后要什么面子？’
已经是正面回答了杨士奇的问题，大明的太后可就是被皇帝生生气死的。
皇帝已经在亲情和国家中做出过抉择，所以他许不忌不怕。
两人之间各有各的政治主张，却用对案件的不同支持观点的方式来表现出来。
看似是让皇帝选择支持两方的不同观点，实际上是让皇帝来选择下一任内阁首辅和确定大明这个国家未来的走向。
皇帝如果支持杨士奇，那么许不忌就失去了皇帝的圣眷，喜欢上纲上线得罪了如此多同僚的许不忌但凡聪明，要不得几天就会上表病辞。
同理，朱允炆如果支持许不忌，那么杨士奇的观点就是一种对犯罪的纵容与袒护，被罢黜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这个时候的细节就出现了，两人都发表了观点，将选择题交给了朱允炆，朱允炆纠结了，一共叹了两次气。
最后选择蹲在朱棣和杨士奇的中间，注意，是朱棣和杨士奇的中间而不是杨士奇和许不忌的中间。
问了这么一句。
“四叔，杨阁老说您已经取得了被害者的谅解，谅解书带了吗？”
皇帝不知道朱棣连夜的活动吗？
当然是知道的，但皇帝还是这么问了。
这就是一个台阶。
朱棣只需要顺着话接下来，那么皇帝这个问题得到了积极的反馈和正面的回应，皇帝也就可以顺坡下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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