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放在两年前，估计认识李维钧的人估计都没多少，那时候的李维钧担任直隶守道，而他的顶头上司是署理直隶巡抚赵之垣，这个人出身显赫，是名将勇略将军赵良栋的孙子，是两广总督、兵部尚书赵弘灿的儿子，还是前任直隶总督赵弘燮的侄子。
可以说在赵之垣面前，李维钧这个贡生出身的读书人几乎是一文不值，然而就在雍正继位之后，赵之垣的直隶巡抚的位置就被李维钧给顶替了，而原因就是李维钧巴结上了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而年羹尧在雍正继位后，参奏赵之垣庸劣纨绔，不堪委以直隶巡抚重任，于是李维钧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直隶巡抚。
“臣查旧例，直隶人丁五年一审，分为九则，上上则征银九钱，递减至下下则征银一钱，以家之贫富为丁银之多寡，新生者添入，死亡者开除，此成法也。无如有司未必能留心稽查……且又相沿旧习，每遇编审，有司务博户口加增之名，不顾民之疾痛，必求溢于前额，故应删者不删，不应增者而增，甚则人已亡而不肯开除，子初生而责其登籍，沟中之瘠犹是册上之丁，黄口之儿已是追呼之檄，始而包赔，既而逃亡，势所必然……”
当李维钧呈奏之时，大臣们很快便嗅到了不一样的味道，自从之前户部追缴积欠和火耗归公以后，大臣们对于政策的敏感度也是越来越高，这一次李维钧所反映的丁银问题，也是大清积弊已久的大问题，如今被呈奏上来，想来背后应该没那么简单。
所谓的丁银问题其实由来已久，从明朝就已经开始了，也就是俗话说的人头税，这项赋税在明朝时是作为地方税收的一种，与里甲、均徭等四差银一起，都由地方官员征用，并不上缴明中央政府，因此也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明朝官吏敛财的一种弊政。
后来清朝建立之后，很显然吸取了这一弊政带来的教训，将丁银编征作为中央政府赋税征解，也就是让地方官将丁银随同田赋一起上缴，同时对于人丁的编审也逐渐制度化，每五年一次编审人丁，以保证丁银的征解。
正所谓“直省每岁终，各将丁徭赋籍汇报总数，观户口消长，以定州县考成。”当时丁银的增长也成为了地方官员的考核目标之一。这项赋税在顺治十八年的时候，竟然达到了三百万八千九百两之巨，因此也受到了当时清廷极为重视的目标。
当然，在丁银制度建立之初，就已经深藏弊端，就如同李维钧所言，户丁编审中的虚报和浮夸之风十分严重，特别是很多官员绅衿利用优免特权隐漏人丁，奸猾之徒又托为客籍以为规避，可是丁银要收的钱依然存在，于是便加重落在了贫苦百姓的身上。
以致于当时出现了很多令人感觉莫名其妙的事情，比如在山东曹县，当是就已经有人利用户等进行放富差贫，所谓“豪强尽行花诡，得逃上则；下户穷民置数十亩之地，从实开报，反蒙升户。其间家无寸土，糊口不足，叫号吁天者，皆册中所载中等户则也。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民地无立锥，反多徭役。”
后来康熙为了收纳民心，博得一个圣君的名头，便弄出了一个“永不加赋”的政策，说白了就是在人头税上进行定额，从而收纳民心。
可问题是，这种“永不加赋”的政策更多是一种形式主义，它只是不再增加丁银的额度，并没有减少或者不征，原来该有的负担现如今也没少，不过名头上倒是忽悠了不少人，纷纷称赞为德政。
“臣以为，为解决直隶丁银弊端，当以丁银摊入田赋之中，以田地定丁银之多少。”
李维钧的一番话还没有说完，就已经在殿中群臣心里掀开了惊涛骇浪，原因很简单，这一条所谓的摊丁入亩，依然是在朝着士绅开刀，当下等李维钧刚刚说完后，便有人跳出来反对了。
“奴才以为不可……此策名为解民之困，实则是害民之举！”
“臣以为，若摊丁入亩则有损先皇圣名，此人祸心包藏，实在该杀！”
“祖制不可轻改，还请皇上明察啊！”
有的人直接扣帽子，有的人则是混淆是非，还有人杀气腾腾，他们明面上是对李维钧喊打喊杀，实则却是在向雍正抗议，这玩人没这么玩的，要钱就算了，眼下怎么朝着士绅的根基开刀呢？特别是直隶还是八旗的底盘，许多八旗都统也在表示着反对之意。
这一招可是太狠毒了，对于士绅来说，他们的权益主要在于两点，一是田地，二是人口，过去的时候由于大家伙都在隐匿人口，因此所谓的丁银根本收不到他们的身上来，这个时候却是将丁银化进了地田税里面，毕竟你能将人口藏起来，这地总藏不起来吧。
若是按照李维钧的意思，实现摊丁入亩，将来收税就完全看土地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这样一来，实质上是把那些无地者的丁银转嫁给了拥有大量土地的士绅，此外有了这一招，还会减少投效的人，简直是把士绅的土地和人口这两个基础，往死里挖。
雍正也不说话，只是冷眼旁观这群跳梁小丑的表演，内心却感觉到了无比的疲惫，眼下的大清表面上是共坐一条船，可是这些人却都是各有各的心思。
可是眼下的雍正却不想就此罢手，他很快便点了名字，“张廷玉，你是户部尚书，你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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