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借陈白沙的学问说，士农工商，不过是业而已，人真正重要的是心。其他的都是表象，纵然一个人从商道，但如果能做到重信悯弱，行夫子之道，谁又能说他们不好吗？
这种商人就是儒商。
还有学不成而从商，商有成而复学，一个人或许不能在商人与官员之间反复横跳，但是一个家族却能的。
每一个大家族都是第一等的人才入仕，第二等的人才从商，以仕护家，以商兴家。
虽然并不是每一个家族都是这样，但是已经有很明显的这种苗头了。
当然了，也有不少商人真能做到这一点，仗义疏财，历次赈灾，江南都有捐输。也算是为国效力。
但是大部分商人可不是这样的。
商人毕竟要以利益为先，否则根本活不下去。
这样的情况，大明内阁之中这些大臣岂能容忍？
自然要狠狠的打击，或许天子南库可以保留下来，但是江南的商人却要好好的教训一下，让他们知道什么礼仪尊卑之道。
或许有人要问了？明代末年江南就有东林党这个怪物，而今为什么同时是发达了，反而成为满朝文武的众矢之的？人人喊打，没有为他们说话了？
无他，一切都变化太快了。而人的思想的变化，很多时候是滞后于现实的。
第六章 商税如何收？
不管口中如何说，但是追逐利益，似乎是所有人的本能了。
朱祁镇不过是在大明体制之上露出一个缝隙出来，但是不过数年时间，无数商人就趟出了一条道来。
而大明中枢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是五世说？是新公羊？
不，还是朱熹的理学。
人成年之后，就很难被灌输新的思想，或许等几十年之后，而今这一批人死光了，新公羊的思想，乃至其他思想才能被人深入骨髓的信奉。
但是而今，不管被朱祁镇如果打压，理学还是很多人内心之中真正信奉的学说。
理学本来就是极其保守的。
毕竟朱祁镇所提出的这个法度，那个法度，虽然大臣们都有这样那样的不满与顾虑，但是内心之中还是能理解朱祁镇提出的初衷。
但是江南商人这些种种暴发户的情况，却让他们看不过眼之极，甚至可以称为礼乐崩坏。
这样的情况对他们的打击，要比朱祁镇很多变法更让他们看不过眼。
于是乎，面对大明的财政危机，提出商税，也在情理之中了。
不过，一直拖延不办的，却是朱祁镇了。
朱祁镇对征收商人有这样几个顾虑。
虽然这些年从朝廷税收的角度来看，并没有多少改善，但是如果这个时代有国民生产总值这个数据。
朱祁镇敢肯定，这个数字定然是一个很高的涨幅。
国家没有从社会发展之中分到应得的，这固然是一个问题。但是却不能因为这个问题，就打断了国家经济发展的趋势。
收商税是要收的。
但问题是怎么收？
这是一个很讲究技巧的事情。如果真如朝廷很多人提出的事情，一刀切下去，有很多问题的。
其实而今，江南这些年的发展，既是大明发展最快的地区，也是问题最多的地区。
首先，就是经过了吏员的改革后，衙门清明了很多，很多公共事务也有人处理了。但是面对凶猛发展的江南。很多事情还是处于落后的。
最典型的就是苏州。
大明最大的城市是那一座？
不是北京，不是南京，而是苏州。
特别是这几年以来。
朱祁镇经营北京几十年，北京发展一日盛过一日，似乎有几分能赶超苏州的架势，但是这数年，苏州的发展，更是开挂一般。
这主要表现在这几件事情上。
几任苏州知府，每年都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上奏朝廷，增加苏州的吏员编制，以至于苏州吏员编制之多，已经超过顺天府了。
刚刚开始的时候，每一任苏州知府都想修城墙，将苏州外面的市集，容纳在城墙之中。
只是每一次没有开工的时候，就放弃了。
因为他的刚刚规划好城墙，城墙还没有修好，城墙外有快速的变成了房屋。以至于这几年，都没有这个声音了。
因为，后来的苏州知府一算，如果要将苏州城万万包裹在内，城墙要近百里，花费白银小几十万两，甚至百万两之多。
他们立即放弃了。
苏州地方财政是比较富。且不说其他的每年罚脏银都是好大一笔。但是这样大的财政支出，也是一口气拿不出来的。
除非朝廷拨款。
但是朝廷而今的局面，户部尚书怕是一个傻子，才会给苏州拨款几十万，让他们去修城墙。
与此同时，苏州城之中打行特别兴旺发达，甚至商业斗争打着打着，就变成了双方的械斗。
毕竟大明乡下，这种情况也是很正常的。
为了水源，为了土地，为了这样那样的宗族利益。彼此之间拼命厮杀。这种情况，也随着很多人入城。从而带到了城市之中。
或者说，在此之前大明也没有什么城市可言，大部分府县，不过是一个大农村而已。
各种情况复杂之极。
一副野蛮生长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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