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第二道旨意，根本就是与东南使相兼两浙路经略使吕颐浩的文书一起，发往东南周边各州郡的，乃是一并要求江南西路、两淮路、福建路在春耕后进行类似改制。
旨意中，赵官家几乎以坦荡的姿态明确指出，这次改制本意是因为靖康之变导致国库空虚，无钱粮养兵与北伐，所以进行了东南、荆襄的加税；而东南、荆襄加税赋固然为国家稳定和即将到来的北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使底层贫民负担加重；而自古以来，民不聊生则反，前有方腊，后有钟相，前仆后继，不可不严肃以对。
故此，值此北伐大略将成之际，务必要完成赋税最重的东南地区财赋改革，以使底层百姓稍得喘息之机，方可再图大计。
如今，两浙路、江南东路皆已推行改革，且有大略可观，可见此事确系可行，故推行其余四路，以安人心，以定社稷。
至于若有人胆敢存私心而废公务，挟大势而敷衍局部，乃至于推三阻四，明抵暗抗，必将严惩不贷，格杀勿论。
旨意既下，又有东京正式邸报、凤凰山临时旬刊并发天下，一时间海内骚动，上下悚然。
随即，春耕既过，旨意既发，东京方面再度遣问安使至凤凰山，请官家回銮，并上报去年官家南巡后朝廷所历大小事务以及诸宰执于秘阁统判结果，请官家审查统览。
然而，赵官家再度公开下旨，一面表彰几位相公以及所有秘阁重臣留守东京劳苦功高，行事妥当；一面却公开回复，自己将继续在凤凰山，等待周边诸路新政落实，以防东南生乱。
倒也颇有几分此间乐，不思蜀之态。
东京上下无法，只能保持两地通信顺畅之余，努力施压、协助地方，三令五申地要求地方上配合赵官家的财赋改革，并派出监察御史巡视地方，兼遣人往比较近的两淮协助组建公阁。
就这样，赵官家依旧留在东南坐镇，而接下来，自晚春时节往后，渐渐入夏，随着周边各路开始推行新政，却果然是情况迭出。
譬如说经济体量根本不逊两浙和江东的两淮路，从南方来看算是北方，从中原来看算是东南，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发生任何想象中的严重抗拒行为。
这不仅仅是因为王贵所驻扎的无为军就在江淮之间，也有所谓京口瓜洲一水间，一江之隔的江南诸事两淮上下全程目睹，早有心理准备的缘故。
除此之外，两淮到底距离东京还是比较近的，素来在政治上服从中枢，也属于朝廷核心统治区域，便是两淮路的使臣、扬州、寿州、亳州、庐州这种大州府的亲民官也多是朝廷宰执或是赵官家直接委任的心腹，所以执行起来异常得力。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当日淮上是切身感受到了靖康战乱波及的，淮北是有流离之态的，淮南也合力支援过淮上作战……而且，淮西、淮东俱为昔日朝廷御营屯兵所在，韩世忠和张俊当日在赵官家驻跸南阳时的官职分别便是淮西制置使和淮东制置使……一开始两淮士民便从骨子里明白朝廷的权威和御营大军的强力。
何况，在新政之前，还有御营扩军筹备北伐的示意呢？
这种情况下，两淮那里敢真得闹对抗？
但是，正所谓物极必反。
两淮固然没有什么明显的反抗行径，却反而有些做的过火，尤其是淮西，多有当地官吏滋扰、乃至于借机盘剥地方大户的情形……而这种情形，随着两淮组建起了公阁后，却又迅速引起反弹，地方形势户们以公阁为组织形式，联络监察御史，乃至于直接上告东京，将矛头对准了地方官府。
双方一时间不可开交，烂账一堆。
只能说，当日刘大中一语中的，两淮这里已经开始有了形势户借公阁与官府相争的局面。
长久下去，怕是要形成结构性的问题。
与之相比，江南西路那边就干脆多了。
彭蠡泽（后世鄱阳湖）那里，直接有身兼巫道、豪强、水匪的人物联络造反，诈称钟相、杨么，自封齐天大圣，迅速席卷多个州县，还打出了顺江而下，打破凤凰山，活捉赵官家的口号。与此同时，好不容易又安定下来，但素来有造反传统的虔州南部地区也跟着闹了起来，靖康之后，虔贼三度现世。
而一个彭蠡巫道水匪，一个虔州苗寨土匪，一南一北，立即就在江西形成了规模。
当然了，朝廷这一次是真的早有准备，无为军那边的王贵立即顺流而上，经江州进入彭蠡泽，与此同时郭仲荀的御营预备兵也毫不犹豫，立即从虔州北部出发，展开了第二次对虔贼的围剿工作。
这还不算，早在春末，刘錡的军队便开始以让军士休假往归黄河的名义渐渐分散向北，却又在池州一带候命不渡，此时更是直接集合起来向西。
结果就是，前者耗费一十七天，后者花了二十三日，两场叛乱直接在仲夏到来之前便做出了了断。
然后，刘錡部真的就北走归黄河了，便是王贵部也直接在战后北返候命，至于凤凰山那里，则向平定了虔州的郭仲荀部打开了大门……郭仲荀部万人，进行了精选和汰换，一半弱兵继续留在虔州本地，另外一半却是趁势转向杭州，往御驾前汇集。
当然了，随着彻底的军事清扫工作结束，江西的土断、检地自然也随之彻底强硬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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