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河勉力相对：“官家，此事是免不了的……确系百姓有此需求。”
“朕知道。”赵玖摇头再对。“便是本朝亡了，皇帝没了，这高利贷生意都免不了的，不过法河，你觉得管子的利出一孔之论，对不对？”
“官家。”法河情知道最最关键的时候到了，却是奋起勇气相对。“小僧不敢奢言先圣，但却敢打包票，登封百姓对俺们少林寺中的青苗贷都是素来欢喜的……百姓穷苦无门之时，富者出资相济，收取利息以作回报，这难道不是贫富相济吗？不是好事吗？”
法河难得出头，而‘贫富相济’之论一出，立即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一时间堂中议论纷纷，许多勋贵、僧道都在趁机说话。
且说，事到如今，因为几位计划外的大臣的额外发挥，这场《白蛇传》的剧情发展早已经超出了预计，但赵玖也好，沉默了许久的几位宰执也罢，却都没有什么太过于出位的言论与表达，反而有些喟叹之色……原因很简单，很多事情，他们已经在之前半月间，反复讨论好多次了。
今日这些言论，激烈的也好、持重的也罢、大义凛然也行、无耻至极也成，并没有超天子和宰执们之前的详细讨论！
而且荒唐的一件事情在于，他们非常清楚，无论是‘利出一孔’，还是‘实践为准’，又或者是法河的那套高利贷是‘贫富相济’的无耻理论，居然全都出现在他们的讨论之中……换言之，即便是最高层，也都有分歧，而且每一个理论，都貌似是对的，最起码在一定范围内是对的！
真的是对的。
当时天子和宰执们讨论这件事情的逻辑是这样的：
国家第一要务，讨论来讨论去就是充裕财政；
而充裕财政就要开辟新财路；
开辟新财路就只能从有产者这里取利；
而要从有产者这里取利，就不该强取豪夺，更不能自己执法犯法，那是真的毁弃根本，而是应该用合法合理的手段夺取有产者最大、最快捷，却也最无耻的经济收入手段，以利出一孔的基本理念，纳为国政，让国家来赚这个钱；
这个生意，或者说聚敛手段，只能是高利贷，那么想要快速、大量拓宽财政，就应该是让国家来取代这些有产者占据高利贷市场。
而当时说到这个地步，赵玖和几位宰执立即就意识到了……自古以来就是那些套路，人王安石想的比他们早好几十年。
于是，讨论立即又演变成了对《青苗法》的讨论。
但是，还是那句话，《青苗法》作为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却不是那么简单的……一部分人，也就是赵官家一开始的时候了，还有张浚，跟眼前的陈康伯一样，坚持认为，《青苗法》的失败是触及到了有产者的核心利益，引来了有产者和旧党的联盟，所以失败是纯粹政治上的失败。
眼下未必不能施行。
而与此同时，几乎每个老成的务实官员都对此持坚决反对态度……吕好问、赵鼎、刘汲、李光，甚至包括如今职责在军事多些却又有着丰富地方执政经验的陈规，都坚决而明确的表达了态度，那就是《青苗法》的失败，跟法规本身是有直接关系。
《青苗法》本身就是不行的。
问题出在哪里呢？
道理越辩越明，在争论了许多次，做了许多笔记后，此时的赵玖早已经想明白了关键所在，并且渐渐改变了态度，然后与几位宰执在大略上达成了共识，或者大家说相互说服了对方——问题其实在于官僚体系。
而官僚体系与《青苗法》的失败关系又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
首先，是皇权不下乡，作为皇权的延伸，执行法律的官僚体系真要是依法依规的话，是无法在乡间跟这些有产阶级对抗的，老百姓也更信任和服从这些寺庙、地主，而即便是在市井中，基层官吏也很难与经营多年的豪商抗衡。
从这个角度来说，确系是反动势力太过强大。
然而与此同时，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与寺观、地主、豪商相比，官僚末梢，或者说基层官吏恐怕才是这个时代最反动的一群人！
且不说什么一定要收现钱、可着三成的上限放贷等等等等，最可怕的是，他们在执行青苗贷的时候，常常会直接改为恶意摊派，更有一部分恶吏，这种政策和其他政策在他们手里没有任何区别，都只是自己用来兼并土地、讹诈钱财的手段而已……甚至，青苗贷用起来更方便，更具操作空间而已。
故此，对于老百姓来说，和尚、道士、豪商、地主或许还是可以讲人情，可以用宗族、街坊来进行一定约束的对象，是可以用小米加鲜鱼当利息的大善人；可官府，却是动辄让人破家灭门的丧门星，不缺钱，硬逼着你贷，放出去的是发霉的种子，收回来的时候却是指明了要现钱，敢说一个不字，立即让你去充劳役……即便是有些许恶霸、恶僧、恶商、恶道，怕也是跟官府先行勾结了，才能恶起来的。
于是乎，一旦考虑到了皇权-官府-基层官吏才是真正大恶人这个设定，那么即便是法河用来给高利贷做辩护的‘贫富相济’也都会变得似乎有道理起来。
毕竟，老百姓贫苦至极，真到了青黄不接和春耕备种的时候，真就需要借贷周转。
而在老百姓眼里，动辄会破家灭门的三成青苗贷，远不如往附近寺庙借个四成贷妥当……何况，人家少林寺这种兴旺了几百年的大寺，自有威望、武力保障，以及宗教蛊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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