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煦聪明过人，他跟随朱棣多年，深知自己的这位父亲大人虽然十分精明且长于权谋诡计，却有一个弱点——多疑。
而太子监国期间，正是他的这种弱点爆发的时刻，因为他多疑的根源就在于对权力的贪婪，虽然由于出征不得不将权力交给太子，但这是迫不得已的，朱高煦相信，所有关于太子急于登基，抢班夺权的传闻都会在朱棣的心中引发一颗颗定时炸弹。
朱高煦的策略是正确的，他准确地击中了要害，在身边人的蛊惑下，不容权力有失的朱棣果然开始怀疑一向老实的太子的用心。
永乐十年（1412）九月，朱棣北巡回京，对太子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审查了其监国期间的各项工作，严厉训斥了太子，并抓了一大批太子身边的官员，更改了太子颁布的多项政令。
朱棣的这种没事找事的找茬行为让大臣们十分不满，他们纷纷上书，其中言辞最激烈的是大理寺丞耿通，他直言太子没有错，不应该更改（太子事无大过误，无可更也）。
但直言的耿通却绝不会想到，他的这一举动可正中朱棣下怀。
耿通算是个做官没开窍的人，他根本不懂得朱棣这些行为背后的政治意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人家本来就是来找茬踢场子的，不过随意找个借口，是直接奔着人来的，多说何益！
朱棣却是一个借题发挥的老手，他由此得到了启发，决定向耿通借一样东西，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样东西就是耿通的脑袋。
随后，朱棣便煞费苦心地演了一出好戏。
他把文武百官集合到午门，用阴沉的眼光扫视着他们，怒斥耿通的罪行（好像也没什么罪行），最后斩钉截铁地说道：像耿通这样的人，一定要杀（必杀通无赦）！
如此杀气腾腾，群臣无不胆寒，但大臣们并不知道，这场戏的高潮还没有到。
耿通被处决后，朱棣集合大臣们开展思想教育，终于说出了他演这场戏最终的目的：
“太子犯错，不过是小问题，耿通为太子说话，实际上是离间我们父子，这样的行为绝对不能宽恕，所以我一定要杀了他（失出，细故耳……离间我父子，不可恕）！”
至此终于原形毕露。
耿通无非是说太子没错而已，怎么扯得到离间父子关系上，这个帽子戴得实在不高明却也说出了朱棣的真意：
朱高炽，老子还没死呢，你老实点！
太子地位岌岌可危，太子党被打下去一批，朱高炽本人经过这场打击，也心灰意冷，既然让自己监国，却又不给干事的权利，做事也不是，不做事也不是，这不是拿人开涮吗？
在这关键时刻，一个大臣挺身而出，用他的智慧稳住了太子的地位。
这个人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杨士奇。
杨士奇虽然学问比不上解缙，他的脑袋可比解缙灵活得多，解缙虽然也参与政治斗争，却实在太嫩，一点也不知道低调做官的原则。本来就是个书生，却硬要转行去干政客，隔行如隔山，水平差的太远。
杨士奇就大不相同了，此人我们介绍过，他不是科举出身，其履历也很复杂，先后干过老师、教育局小科员、逃犯（其间曾兼职教师）等不同职业，社会背景复杂，特别是他在社会上混了二十多年，也算跑过江湖，黑道白道地痞混混估计也见过不少，按照今天的流动人口规定，他这个流动了二十年的人是绝对的盲流，估计还可以算是在道上混过的。
朝廷就是一个小社会，皇帝大臣们和地痞混混也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吃得好点，穿得好点，人品更卑劣，斗争更加激烈点而已，在这里杨士奇如鱼得水，灵活运用他在社会上学来的本领，而他学得最好，也用得最好的就是：做官时一定要低调。
他虽然为太子继位监国出了很多力，却从不声张，永乐七年（1409）七月，太子为感谢他一直以来的工作和努力，特别在京城闹市区繁华地带赐给他一座豪宅，换了别人，估计早就高高兴兴地去拿钥匙准备入住，可杨士奇却拒绝了。
他推辞了太子的好意，表示自己房子够住，不需要这么大的豪宅。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嫌房子多，杨士奇也不例外，他拒绝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如果他拿了那栋房子，就会成为朱高煦的重点打击目标，权衡利弊，他明智地拒绝了这笔横财。
杨士奇虽然没有接受太子的礼物，但他对太子的忠诚却是旁人比不上的，应该说他成为太子党并不完全是为了投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太子的感情。
自永乐二年（1404）朱高炽被立为太子后，杨士奇就被任命为左中允（官名），做了太子的部下，朱高炽虽然其貌不扬，却是个真正仁厚老实的人，经常劝阻父亲的残暴行为，弟弟朱高煦屡次向他挑衅，阴谋对付他，朱高炽却一次又一次的容忍了下来，甚至数次还帮这个无赖弟弟说情。
这些事情给杨士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虽然历经宦海，城府极深，儿时母亲对他的教诲却始终记在心头，仗义执言已经成为了他性格中的一部分，虽然很多年过去了，他却并没有变，他还是当年的那个正气在胸的杨士奇。
眼前的朱高炽虽然形象不好，身体不便，却是一个能够仁怀天下的人，他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皇帝的，我相信自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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