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直隶地区前来勤王的军队及时赶到了，城外明军人数已经达到了八万余人，而俺答也终于明白，自己又上当了。
失去了锐气的蒙古军准备退却了，反正他们也抢够了，杀够了，算是满载而归。
但在城内的嘉靖并不是傻瓜，他虽然不懂军事，却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人，局势的变化逃不过他的眼睛，于是他召见了兵部尚书丁汝夔，命令他准备对鞑靼军发动反击。
丁汝夔接受了命令，但在发动反攻之前，他还必须去拜见严嵩。
在很多的书籍中，严嵩被描述为一个穷凶极恶的人物，他比山区的土匪更狡诈，比变态杀人狂更为残忍，从贪污受贿、杀人放火到随地吐痰、乱搞男女关系无所不包，可谓是人渣中的人渣。
但如果客观分析史料，就会发现这位仁兄其实是个很胆小的人，他这一辈子的原则是能躲就躲，能推就推，只要自己的官位权势不变就行，百姓死活、社稷兴衰与他毫不相干，他也不想管。
这种行为用今天的法律术语来形容，叫作“行政不作为”，又称占着茅坑不拉屎、磨洋工等等。严嵩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愿意惹事，不愿意管事，只关心他自己的利益。应该说，他确实是一个胆小的人。
但是胆小的严嵩，依然是人渣中的人渣。
因为正是他的置若罔闻、大私无公，才使得朝中政务懈怠，大臣尸位素餐，敌人肆无忌惮，烧杀抢掠——皇帝在修道，您首辅也不管，那还有谁管？
不过严嵩先生的不想管，并不是不管，只要关乎他利益的事情，他是绝不会坐视不理的。
丁汝夔了解这一点，他很清楚，如果没有得到严大人的首肯，擅自行动，夏言就是前车之鉴。
他向严嵩告知了皇帝的谕令，提出了自己的疑问：现在怎么办？
严嵩思索片刻，便说出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答案：
“不要发动反攻。”
看着大惑不解的兵部尚书，严嵩为他的答复作出了解释，一个极端无耻的解释：
“如果发动反攻，就有可能战败，若在边界战败，还可以假冒胜仗报功，但在天子脚下，如果失败，皇上一定会知道，那时就不好办了，不如任俺答抢掠，不久之后必将自己撤走，我们便不用负任何责任。”
这就是大明帝国内阁首辅的治国哲学，真可谓是流氓到了极点。
但丁汝夔毕竟也在官场混了多年，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他十分清楚，皇帝的命令是反攻，如果照严大人的话办事，到时候皇帝追究起来，那是要杀头的。
然而严嵩拍着胸脯跟他打了保票：
“你放心，有我在，必定平安无事！”
丁汝夔安心回家睡觉了，他相信严长官是不会忽悠他的。
事实证明，严嵩先生的保票确实不是毫无价值——可以当废纸卖，五毛钱一斤。
在之后的几天里，城外的俺答军肆意抢掠，并开始打包，准备带走，带不走的就放火烧掉。而城内的驻军非但不去找蒙古人结帐，连服务费都不敢收，只是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扬长而去。
俺答终于走了，嘉靖终于愤怒了，蒙古人大摇大摆地走了，正如他们大摇大摆地来，没有带走一丝云彩，却带走了财物、粮食和无数的大明百姓。
他紧急召见了丁汝夔，厉声讯问：
“为什么不出战！？”
丁汝夔沉默了，这是他唯一的选择，事已至此，即使摆出严嵩，自己也未必能免罪，而且还将失去所有退路，无论如何，他只能相信严长官了。
得不到回答的嘉靖火冒三丈，下令把这位兵部尚书关进了监狱。
严首辅似乎还是很够意思的，在狱中，丁汝夔不断接到严嵩的指示，让他放心坐牢，坚持挺住，就有办法。
丁尚书就这样坚持挺了下来，一直挺到了刑场上。
当明晃晃的鬼头刀在尚书大人面前闪耀的时候，丁汝夔这才明白，自己被人卖了，还在帮人家数钱。
事到如今，他唯有仰天大呼一声：
“严嵩奸贼，你忽悠我啊！”（嵩贼误我）
但痛斥之后，他最终醒悟了自己的罪过，满目焦土、生灵涂炭，严嵩固然是主谋，他却也是帮凶。
于是他向站在一旁的人们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王郎中现在何处？”
所谓王郎中，即兵部职方司郎中王尚学，前面说过，这个职方司大致相当于的今天的总参谋部，按照明代律令，如果谋划错误打了败仗，职方司的长官郎中是要连坐负领导责任的（最穷最忙，还要背黑锅，所以没人去）。
应该说丁汝夔还是很够意思的，他在狱中曾反复表示，事情是自己一个人干的，不关职方司的事。
所以当他得知，王尚学已经逃过一死，发配充军的时候，这才终于舒了一口气，留下了最后一番话：
“当初王郎中曾反复劝我出战，但我为严嵩所误，没有听他的意见，这是我的错啊！”
嘉靖二十九年（1550）的这次风波在丁汝夔的叹息声中结束了，在这场劫难中，大明遭遇了惨痛的失败，京城被人围了一星期，京郊地区狼藉一片，俺答在大明的眼皮底下烧杀抢掠，无人可挡。
东西丢尽了，脸也丢尽了，这个建国以来少有的耻辱被后世称为“庚戍之变”，永远地记入了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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