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搞什么地下工作，高拱都知道了，索性摊牌吧！我们两个一齐上，鱼死网破，看看谁完蛋！
张居正明白，冯保是对的，现在情况紧急，高拱可能已经有所察觉，所谓先下手为强，如果现在动手，还能抢占先机，再晚就麻烦了。
最关键的时候到了，动手还有一丝胜算，等待似乎毫无生机。
面对着极端不利的局面，张居正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抉择：
“再等等。”
无以伦比的天赋，以及二十多年朝廷打滚的政治经验，最终拯救了张居正，让他做出了一个极为准确的判断：
“高拱依然是信任我的。”
继续隐藏下去，等待时机的到来。
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六日，机会来临。
隆庆皇帝终于不行了，这位太平天子做了二十多年的替补，却只当了六年的皇帝，估计是当年压力太大，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加上一大群言官口水乱飞，他又没有他爹那种心理素质，一来二去就一病不起。
这位循规蹈矩的皇帝知道自己不能干，所以把工作交给能干的人，在他统治期间，经济得到发展，百姓安居乐业，连蒙古人都消停了，也算是相当不错了。
一句话，他是个老实人。
就在这一天，这位老实人感觉自己快要不行了，便紧急下令，召见三个人，他们分别是高拱、张居正，以及刚刚入阁不久的高仪。
这里说一下这位高仪，虽说他姓高，却绝非高拱的亲戚，这位兄台当年是高拱的同班同学，几十年勤勤恳恳，小心谨慎，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老实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比如当年他做礼部尚书的时候，家里的房子失了火，烧得一干二净，好歹是个正部级干部，重新盖一座就是了。
可是高仪却极为另类，他自己没钱，也不向组织开口，竟然找了个朋友家借住，而且一直到死，也没买过房子，就这么凑合了十几年。
所以很明显，高拱拉这个人入阁，就是用来凑数的，在他看来，高仪不过是个老实本分，反应迟钝的人，然而此后的事情发展告诉我们，他或许老实，却绝不迟钝。
在接到入宫的命令后，高拱立刻意识到皇帝可能不行了，为了不耽误事，他撒腿就跑，据史料记载，这位仁兄连轿子都没坐，六十多岁的老头，一溜烟从东安门跑进东华门，终于在皇帝咽气之前抵达目的地，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顺便说一句，这条路线今天还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着跑跑，从东安门起始，跑进故宫乾清宫（记得带钱买票），体验古迹之余也可以缅怀一下先人。
当高拱到达寝宫时，才发现有五个人已经先他而来，他们分别是皇后、太子朱翊钧、太子生母李贵妃、张居正，以及那个他最为讨厌的人——冯保。
这是一个看似平常的人员组合，前三个人先到场是正常的，他们住得近，张居正比自己先到，也还情有可原，毕竟这小子年轻跑得快，冯保是司礼监秉笔，是皇帝的秘书，过来凑凑热闹，似乎也说得过去。
所以紧要关头，高拱也没多想，奔着半死不活的皇帝去了。
然而他万没想到，张居正之所以早到，是因为他早就从冯保那里得到了消息，而冯保之所以在场，是因为他策划已久的阴谋即将在此实现。
看见高拱来了，已经在阎王登记本上签了名的皇帝，似乎又撤了回来，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对这位陪伴他三十余年，历经坎坷共赴患难的朋友、老师，说出了最后的话：
“太子年纪还小，天下大事，就麻烦先生你了。”
讲完，走人。
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六日，隆庆皇帝朱载垕驾崩，年三十六。
皇帝死了，按照惯例，大家都得哭一场，无论真心假意，该走的程序还是得走，同理，按照惯例，哭完了就该商量遗产、权力方面的问题。
此时，最自信的人是高拱，皇帝死前都说了，太子交付给我，还有谁能取代我不成？
从法律的角度上讲，皇帝大人对高拱提出要求，这叫口头要约，而高拱答应了这个要求，这叫口头承诺，然而事实证明，无论是要约还是承诺，都比不上合同。
高拱同志就是吃了不懂法的亏，因为就在他最得意的时候，原先站在一旁死不吭气的冯保行动了——他拿出了合同。
这份所谓的合同，就是遗诏。
关于这份合同的内容，就不多介绍了，大体也就是些我干过什么错事，对不起国家人民，对不起劳苦大众，现在我死了，请诸位多多照顾我儿子之类，但当高拱看到那句关键的话时，当即暴跳如雷：
“着令司礼监掌印太监与内阁大学士共同辅政！”
这回算是反了天了。
在明代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太监即使再猖獗，哪怕是王振、刘瑾这样的超级大腕，担任辅政也是痴心妄想，这是有道理的，毕竟大家都是明白人，跟着个太监能学到啥呢？
然而这个例竟然在自己手上给破了，高拱气得七孔冒烟。
更何况，按规定，遗诏应该是我来拟的，皇帝死得急，没来得及写，大家也都理解，现在你冯保竟然搞出一份遗诏，天上掉下来的？！
但是激动归激动，毕竟人刚死不久，孤儿寡母在眼前，闹起来也不好看，况且遗诏也没指明冯保辅政，司礼监掌印太监还是自己的人，有帐慢慢算，咱们走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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