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了很久后，我终于找到了答案——文化。
后金是游牧民族，文化比较落后，虽说时不时也有范文程之类的文化人跑过去，但终究是差点，汉字且不说，满文都是刚造出来的，认识的人实在太少。
但这么多年，都干过些什么事，必须要记，开个会、谈个话之类的，一个个传达太费劲，写成文字印出去，许多人又看不懂，所以就搞插图版，认字的看字，不认字的就当连环画看，都能明白。
而在军事作战上，这点就更为明显了。
努尔哈赤、皇太极以及后来的多尔衮，都是卓越的军事家，能征善战，但基本都是野路子练出来的，属于实干派。在这方面，明朝大致相反，孙承宗袁崇焕都是考试考出来的，属于理论派。
打仗这个行当，和打架有点类似，被人拍几砖头，下次就知道该拿菜刀还是板砖，朝哪下手更狠，老是当观众，很难有技术上的进步。
所以在战场上，卷袖子猛干的实干派往往比读兵书的理论派混得开。
但马克思同志告诉我们，理论一旦与实践结合，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成功范例如孙承宗等，都是旷世名将。
皇太极等人及时意识到了自己工作中的不足，于是他们摆事实，找差距，决定普及理论。
在明朝找人来教，估计是不行了，所以教育的主要方法，是读兵书。反正兵书也不是违禁品，找人去明朝采购回来，每人发一本，慢慢看。
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托人到关内去买，但采购员到地方，就傻眼了。
因为从古至今，兵书很多，什么太公兵法、孙子兵法、六韬三略且不说，光是明代，兵书就有上百种，是出版行业的一支生力军。
面对困难，皇太极们没有气馁，他们经过仔细研讨比较，终于确定了最终的兵法教材，并大量采购，保证发到每个高级将领手中。
此后无论是行军还是打仗，后金军的高级将领们都带着这本指定兵法教材，早晚阅读。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三国演义》。
其实没必要吃惊，毕竟孙子兵法之类的书，确实比较深奥，到京城街上拉个人回来，都未必会读。要让天天骑马打仗的人读，实在勉为其难，当时《三国演义》里的语言，大致就相当于是白话文了，方便理解，而且我相信，这本书很容易引起后金将领们的共鸣——有插图。
没错，答案就在这本书中。
所谓反间计的故事，如不知来源，可参考《三国演义》之蒋干中计，综合上述资料，以皇太极们的文化背景，能编出这么个故事，差不多了。
但更关键的，是下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编这个故事。
这个问题困惑了我三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找到了答案——我的答案。
我认定，这是一个阴谋，一个蓄谋已久且极其高明的阴谋。
关于此阴谋的来龙去脉，鉴于本人为此思考了很久，所以我决定，歇口气，等会再讲。
其实改变崇祯主意的，并不是那个幼稚的反间计，而是一次谈话。
这次谈话发生在一年前，谈话的两个人，分别是内阁大学士钱龙锡，和刚刚上任的蓟辽督师袁崇焕。
谈话内容如下：
钱龙锡：平辽方略如何？
袁崇焕：东江、关宁而已。
钱龙锡：东江何解？
袁崇焕：毛文龙者，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除之。
翻译一下，意思大致是这样的：钱龙锡问，你上任后准备怎么干。袁崇焕答，安顿东江和关宁两个地方。钱龙锡又问：为什么要安顿东江。
袁崇焕答：东江的毛文龙，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杀了他。
按说这是两人密谈，偏偏就被记入了史料，实在是莫名其妙。
而且这份谈话记录看上去似乎也没啥，钱龙锡问袁崇焕的打算，袁崇焕说准备收拾毛文龙，仅此而已。
但杀死袁崇焕的，就是这份谈话记录。
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七日，御史高捷上疏，弹劾钱龙锡与袁崇焕互相勾结，一番争论之后，钱龙锡被迫辞职。
著名史学家孟森曾说过，明朝有两大祸患：第一是太监，其次是言官。
我认为，这句话是错的。言官应该排在太监的前面，如太监是流氓，言官就是流氓2.0版本——文化流氓。
鉴于明代政治风气实在太过开明，且为了保持政治平衡，打朱元璋起，皇帝就不怎么管这帮人。结果脾气越惯越大，有事说事，没事说人，逮谁骂谁，见谁踩谁（包括皇帝），到了崇祯，基本已经形成了有组织，有系统的流氓集团，许多事情就坏在他们的手里。
在这件事上，他们表现得非常积极，此后连续半年，关于袁崇焕同志叛变、投敌乃至于生活作风等多方面问题的黑材料源源不断，一个比一个狠（许多后人认定所谓袁崇焕投敌卖国的铁证，即源自于此）。
就这么骂了半年，终于出来个更狠的。
崇祯三年（1630）八月，山东御史史范上疏，弹劾钱龙锡收受袁崇焕贿赂几万两，连钱放在哪里，都说得一清二楚。
太阴险了。
在明代，收点黑钱，捞点外快，基本属于内部问题，不算啥事，但这封奏疏却截然不同。
因为他说，送钱的人是袁崇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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