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正当崇祯兄收拾清军入侵残局的时候，张献忠再次反叛，攻占谷城。
谷城县令阮之钿真是好样的，虽然他此前服毒自尽，没有死成，又抢救过来了，但事到临头，很有点士大夫精神，张献忠的军队攻入县城，大家都跑了，他不跑，非但不跑，就坐在家里等着，让他投降，不降，杀身成仁。
很明显，张献忠起兵，是有着充分准备的，因为他第一个目标，并非四周的州县，而是曹操。
以曹操作为外号，对罗汝才而言，是比较贴切的，作为明末三大头领之一，他很有点水平，作战极狡猾，部下精锐，所以张献忠在起兵之前，先要拉上他。
罗汝才效率很高，张献忠刚反，他就反，并与张献忠会师，准备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奋斗。
顺道说一句，张献忠同志在离开谷城前，干的最后一件事，是贴布告，布告的内容，是一张名单，包括这几年他送出去的贿赂，金额，以及受贿人的名字，全部一清二楚，诏告天下。
不该收的，终究要还。
我没有看到那份布告，估计熊文灿同志的名字，应该名列前茅。但此时此刻，受贿是个小问题，渎职才是大问题。
熊文灿还算反应快，而且他很幸运，因为当时世上，能与张献忠、罗汝才匹敌的人，不会超过五个，而在他的手下，就有一个。
在众多头领中，左良玉最讨厌，也最喜欢的，就是张献忠。
他讨厌张献忠，是因为这个人太闹腾，他喜欢张献忠，是因为这个人虽然闹腾，却比较好打，他能当上总兵，基本就是靠打张献忠，且无论张头领状态如何，心情好坏，只要遇到他，就是必败无疑。
所以左总兵毅然决定，虽说熊大人很蠢，但看在张献忠份上，还是要去打打。
几天后，左良玉率军，与张献忠、罗汝才在襄阳附近遭遇，双方发生激战，惨败——左良玉。
所谓惨败，意思是，左良玉带着很多人去，只带着很少人跑回来。
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太过嚣张，瞧不上张献忠，结果被人打了埋伏。
这次失败还导致了两个后果：
一、由于左良玉跑得太过狼狈，丢了自己的官印，当年这玩意丢了，是没法补办的，所以不会刻公章的左总兵很郁闷。
二，熊文灿把官丢了，纵横忽海几十年，终于把自己忽了下去。
一个月后，崇祯下令，免去熊文灿的职务，找了个人代替他，将其逮捕入狱，一年后，斩首。
代替熊文灿的人，是杨嗣昌，逮捕熊文灿的人，是杨嗣昌，如果你还记得，当年推举熊文灿的人，是杨嗣昌。
从头到尾，左转左转左转左转，结果就是个圈，他知道，事到如今，他只剩下一个选择。
崇祯十二年（1639）九月，杨嗣昌出征。
明朝有史以来，所有出征的将领中，派头最大的，估计就是他了，当时他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给他送行的，是皇帝本人，还跟他喝了好几杯，才送他上路。
崇祯是个很容易激动的人，激动到十几年里，能换几十个内阁大学士，此外，他的疑心很重，很难相信人。
而他唯一相信，且始终相信的人，只有杨嗣昌。在他看来，这个人可信，且可靠。
可信的人，未必可靠。
对于崇祯的厚爱，杨嗣昌很感动，据史料说，他当时就哭了，且哭得很伤心，很动容，表示一定完成任务，不辜负领导的期望。
当然，光哭是不够的，哭完之后，他还向崇祯要了两样东西，一样给自己的：尚方宝剑，另一样是给左良玉的：平贼将军印。
然后，杨嗣昌离开了京城，离开了崇祯的视线，此一去，即是永别。
崇祯十二年（1639）十月，杨嗣昌到达襄阳，第一件事，是开会。与会人员包括总督以及所有高级将领。杨嗣昌还反复交代，大家都要来，要开一次团结的大会。
人都来了，会议开始，杨嗣昌的第一句话是，逮捕熊文灿，押送回京，立即执行。
然后，他拿出了尚方宝剑。
明白？这是个批斗会。
总督处理了，接下来是各级军官，但凡没打好的，半路跑的，一个个拉出来单练，要么杀头，要么撤职，至少也是处分，当然，有一个人除外——左良玉。
左良玉很慌张，因为他的罪过很大，败得太惨，按杨大人的标准，估计直接就拉出去了。
但杨嗣昌始终没有修理他，直到所有的人都处理完毕，他才叫了左良玉的名字，说，有样东西要送给你。
左良玉很激动，因为杨嗣昌答应给他的，是平贼将军印。
在明代，将军这个称呼，并非职务，也不是级别，大致相当于荣誉称号，应该说，是最高荣誉，有明一代，武将能被称为将军的，不会超过五十个人。
对左良玉而言，意义更为重大，因为之前他把总兵印丢了，这种丢公章的事，是比较丢人的，而且麻烦，公文调兵都没办法，现在有了将军印，实在是雪中送火锅，太够意思。
杨嗣昌绝顶聪明，要按照左良玉的战绩，就算砍了，也很正常，但他很明白，现在手下能打仗的，也就这位仁兄，所以必须笼络。先用大棒砸别人，再用胡萝卜喂他，恩威并施，自然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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