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沿海的富商大贾、豪门大族也认识到这种对外贸易的丰厚利润，不少沿海豪民纷纷建造巨型船舶，进行大规模的走私贸易，不少生活困苦的贫民、从卫所逃脱的军户，纷纷入海求生，还有一些宦途失意的士绅，及穷困潦倒的书生也混迹其中。时间一长，几种势力联合起来就形成了较为庞大的武装走私集团，也就是海商集团。
当然空船跑不来金银财宝，还得有货物才行，所以这些海商走私集团，必须以沿海的豪门大姓为依托，帮助他们囤积及销售货物。虽然大明律严禁民间进行出口贸易，但在利益的驱动下，一切法律都是空文。而且正德年间，法纪松弛，海禁形同虚设，成为了这些大海商发展的黄金岁月。
根据五十岁以上的老吏们回忆，那个年代官方贸易的宁波市舶司还在，民间的私下贸易更是红火的不得了，东南的富家大族纷纷开设工场、茶场、瓷窑，雇佣大量的百姓进行生产，再将囤积起来的货物倒卖给海商，由海商销往西洋，大家各司其职，走私货物得以较顺利地运销，彼此均有利可图。
在这期间，大量的日本人从战成一锅粥的国内逃出来，加入了海外贸易之中，成为十分好用的打手兼打工仔，对东南沿海的威胁并不大，所以整个正德年间，虽然朝廷的海防卫所已经烂透了，却是出奇平静的一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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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很多事情都是毁在这个‘但是’上，后来发生的‘日本使节争贡事件’，原本只不过是个较严重的外交事件，却被当时的首辅夏言归咎于市舶司，认为是对外贸易频繁，外国人进出太多造成的混乱，并轻率地予以关闭。
这种愚蠢之极的做法，结果只是减少了官方的大量关税收入，却使私下的走私更加猖獗，海商的实力也变得益发强大起来，完全成为东南最大的一伙政治、经济集团，也深受东南各界的欢迎。
据时人描绘，在嘉靖二十九年以前，东南的官府明知对方是走私贩，但贪图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其打点护送，‘关津不查不问，明送火铳资贼。’
一位宁波卫的老军官，曾经向沈默描述过令人瞠目结舌的场景，他说每当有海商船队靠岸‘近地人民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边卫之官，与大海商素有交情，相逢则拜伏叩头，甘心为其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
但这种繁荣毕竟是无序的，在罢市舶司后，海商的进货渠道便全由沿海的豪门大族控制，动辄以‘官府查禁甚紧’为借口，大肆囤积居奇，令海商苦不堪言。本来合作无间的两方摩擦越来越大，当积怨渐深时，海商集团终于用武力报复，杀人放火，将其家私劫掠一空而去。
地方官员为推倭罪责，便向上司宣称倭贼入寇。王直、徐海等人尝到了甜头，也利用明朝官员士民对倭寇的畏惧心理，动辄以‘倭寇’为旗号，杀人越货，为非作歹……其实内部真正的日本人寥寥无几，且都是苦力的干活。
东南的‘倭患’越来越厉害，终于惊动了嘉靖皇帝，便命朱纨提督东南，重申禁海。朱纨严格执行了皇帝谕令，严禁渔民下水，焚毁全部大船。还准备动一动那些通番的大家族。
按照朱提督的意思，凡是供货运货出货的，都算是参与走私，那整个东南就算是一个‘通番’的巢穴了。朱提督想动一动这个马蜂窝，不被蜇死才怪。
朱纨的死，代表着海禁政策的彻底失败，从此以后朝廷放宽了海禁，但已经无法遏制汹涌而起的‘倭患’了，因为走私集团通过武力较量，尝到了烧杀抢掠的甜头，也看透了虚弱的嘉靖朝野……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这时这个所谓‘倭寇’的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如王直等人，打出‘倭寇’的旗号，乃是为了与官府对抗，以保护自己的贸易活动，所以以贸易为主，以抢劫为兼业。
但也有认为‘既然明抢就可以得到的东西，干嘛还要拿钱买？’的，如徐海叶麻等人，彻底转变成明火执仗的海盗团伙，一时间闽浙沿海地区，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横遭攻掠的城邑不计其数，被掠财物人民更是难以估量。
这就是东南倭患的起因以及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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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想，沈默一边在纸上写下‘大户’、‘海商’和‘官府’六个字，官府当然指得是东南官府。
在这三者之下，他又写下了‘走私’二字。在沈默看来，这三者本来具有共同的利益……他们都希望有稳定而高效的走私，这样江南的丝绸棉布、茶叶、瓷器，才可以换成源源不绝的银钱，大户、海商和官员们才可以享受奢侈的生活，甚至老百姓也可以得到远高于其它省份的生活水准……共同的利益带来牢固的联盟，必然给予任何破坏者以最猛烈的打击。朱纨之死便可看成是三者联手，对北方朝廷加强海禁的一次阻击。
沈默又在纸上写下‘倭寇’两个字，当海商转变为倭寇之后，情况便大大起了变化，他们对沿海省份展开掠夺，东南官员也因此承担了极大的罪责，罢官杀头流放殉职者不计其数。
同时大户们的利益，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在强盗化的海商面前，他们已经无法再保持公平交易，必须要花费原先好几倍的成本，甚至连生命财产安全都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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