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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到办正事的时候了！”再三推让，却又始终让人感觉当仁不让的高胡子，终于在前面三位同仁的谦让下，破二百年之常例，坐上了内阁首辅的宝座。当他在那把代表着百官之师、天下宰辅的宝座坐定后，并不觉着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因为他觉着，这本就是属于他的位子，所以脸上既没有激动之色，也没有感激之色，只是板着脸道：“国事如此，时不我待，革旧布新，只争朝夕，诸位共勉。”便算完成了就职讲演。
几乎不需要缓冲，高拱便进入了状态，从三月上任到六月，这三个月里，接连上了十几本，将自己的改革思想和盘托出，震动朝野。有道是‘台上一亮相，台下十年功’，为了这天的到来，高拱又岂止准备了十年呢？
如何发动一场改革呢？当然不是大家坐一起，开个会说，咱改革吧。然后就轰轰烈烈的改起来……那叫瞎胡闹，不叫改革。
要想进行一场改革，除去必要的天时地利人和外，还必须具备禁得起质疑的‘理论基础’、阐明主张的‘政治纲领’，以及把理论和纲领付诸实践的能力。
高拱已经准备好了。
首先，高拱利用邸报，再次阐明了自己改革的理论基础‘经权改革论’……历史上任何改革都有其理论基础，以此论证改革的必然性、合法性。而缺乏理论支撑的改革不会出现，即使出现，也不可能持久。
其实早在嘉靖四十四年，高拱主持乙丑会试时，便在程士文中提出了这个关于政治调整和政治改革的‘经权观’。主要是通过批判汉儒的‘反经合道’说、宋儒的‘权即是经’说和‘常则守经，变则行权’说，创造性地阐发了‘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和‘权也者，圆而通者也’的权变理论，并通过对‘无时无处，无非权’的权变普适性问题的论证，明确提出了‘事以位移，则易事以当位；法以时迁，则更法以趋时’的政治改革论。他的包括权变改革思想的《程士集》，当年即刊刻成书，公诸于世，影响很大。
简而言之，高拱的‘通变达权、更法趋时’的政治改革理论，本质特点就是强调通变——改革。而且经过数年的讨论和传播，已经赢得了很多人的认可，影响也称得上广泛深远。
其二，高拱在隆庆改元之前，便已经提出自己带有纲领性的政治主张《挽颓习以崇圣治疏》。但因为当时还未掌握政权，贸然提出具体施政方略，显然是自找没趣的。所以在这篇纲领中，高拱的侧重点在于揭露当时的陈规陋习，条列为‘八弊’：即‘坏法’、‘黩货’、‘刻薄’、‘争妒’、‘推诿’、‘党比’、‘芶且’、‘浮言’。这些积习大有积重难返之势，‘八弊流习于天下，非惟不可以救患，而患之所起实乃由之。’但高拱坚信吏治可修，诸边可靖，兵弱可振，财乏可理，这就必须使用‘抉肠涤胃之方’，‘剔蠹厘奸之术’，大力进行整顿改革：‘夫舞文无赦，所以一法守也；贪婪无赦，所以清污俗也。于是崇忠厚，则刻薄者消；奖公直，则争嫉者息；核课程，则推诿者黜；公用舍，则党比者除；审功罪，则芶且无所容；核事实，则浮言无所售。’
这一改革纲领集中到一点就是：凡事核实，以法治国。‘八弊既除，百事自举’！只有破除‘八弊’，才能拯救危机，扭转颓势，达到‘修内攘外，足食足兵’的目的。
起复后，高拱本想再上一道条陈，阐述具体的建设性条目，但在看了张居正新鲜出炉的《陈六事疏》后，认为尽陈自己的胸臆，便没有再多费功夫，并把张居正视为同志。
最后，高拱在自己执政之后，将改革理论和纲领付诸实践，也就是他接连所上的十几道奏疏。把这些奏疏简单的归纳，便可清晰的看出，这些改革方案，包括了大明的行政、财税、司法、军事、水利等方方面面，形成了一套针对嘉靖中期以后因袭虚浮、陋弊山积的严峻局势的整顿改革建议。
而在这其中，又以三件事最为重要，吏治改革、军事改革，和财税改革。高拱自己担纲吏治改革，把军事改革的任务交给了沈默，财税改革，则是张居正的任务。至于高仪……总得有个负责日常事务的不是。
为什么说这三件事最重要，道理很简单。大明天子守国门，军事始终是第一位的，但对于农耕民族来说，打仗就是烧钱，没有钱怎么打仗？至于吏治……高拱的《挽颓习以崇圣治疏》，又有个名字叫《除八弊疏》，除的就是官场诸病。高拱十分清醒，再好的改革方案，都需要官僚队伍去具体执行，如果这只队伍本身的问题不解决，再好的经也会被歪嘴和尚唱呲了。
王安石变法之所以为人诟病，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用人不淑……
第八三八章 隆庆新政（中）
作为内阁首辅，高拱负责的是吏治改革方面。吏治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制度，吏治败坏是政治败坏的产物，而它的败坏，又反过来催化了政治的败坏。不仅会招致吏治腐败、官场黑暗，而且使大明朝陷入了边事废弛，财政困难，民众困穷，社会动乱的窘境。
对于大明吏治的根本问题，高拱在《除八弊疏》中，已经有了深刻的阐述，然而要进行改革，还必须将其具体化，然后对症下药，高拱在一系列奏疏中，便一一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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