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首当其冲的大部落，土谢图汗衮布选择亲自派人前往北京，避免打着大明旗号的将领从中“渔利”。更避免自己和硕垒一样，不明不白地就从拥护大明的喀尔喀之王，变成了大明的叛贼，最终被人拘禁他乡，生死不明。
要说使者，衮布却有个最为可靠可信的人。这人便是他的儿子，札那巴札尔，也是喀尔喀诸部颇为信服的精神领袖。
这位札那巴札尔生于崇祯八年，比之朱慈烺还小了六岁。他能够成为漠北诸部的精神领袖并非因为他的父亲衮布，而是完全靠自己的积累。
累世积累。
照藏传佛教所言，札那巴札尔并非单纯的札那巴札尔，而是释迦牟尼佛坐下五百大比丘之一，后转世在西藏，传世十五，上一世是藏传佛教觉囊派高僧多罗那他。
万历四十二年，多罗那他应蒙古喀尔喀部的阿巴岱汗邀请，前往乌尔格一带传经二十年，深得喀尔喀部诸领袖人物的信奉和支持，成为当地宗教领袖，被尊称哲布尊丹巴，藏语意为“尊胜”。
崇祯七年，多罗那他圆寂。
次年，喀尔喀诸汗王认定土谢图汗衮布多尔吉之子札那巴札尔为多罗那他转世，法号罗桑丹贝坚赞，立其为法王。
崇祯二十二年，罗桑丹贝坚赞赴西藏学法。二十三年，罗桑丹贝坚赞从四世班禅喇嘛罗桑却吉坚赞受戒，并觐见了格鲁派领袖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两人均要求其改宗，作为正式承认其活佛地位的条件。
在拉萨的护教法王固始汗的扶植下，隆景元年，罗桑丹贝坚赞由觉囊派改宗格鲁派，达赖承认其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
所以札那巴札尔虽然年轻，但人家已经是第十七世为人，之前的年纪可不是白活的。
听闻草原有变，札那巴札尔提前结束了自己在拉萨的修业，返回乌尔格。他一边以哲布尊丹巴一世的身份讲经说法，聚合各部人心，一边关注着明军在草原上的动向，最后在土谢图汗衮布的请求下，带着五百僧众，请求朝觐大明皇帝。
西藏达赖喇嘛因为后世的政治问题而成为了敏感词，朱慈烺自然格外敏感。不过在眼下这个时代，西藏问题并不是问题，只有西藏的僧侣才是问题。作为佛教越过的喜马拉雅山脉的重要据点，藏传佛教，尤其是格鲁派（黄教）对蒙古影响极大，而蒙古对大明又十分重要。
察哈尔林丹汗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改信红教，以至于失去了崇奉黄教的漠北诸部的支持。
而格鲁派从大明嘉靖年间就开始利用蒙古人帮助自己确立在西藏的地位，由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与大明顺义王——俺答汗开始，直至俺答汗的曾孙被指定为四世达赖喇嘛而宣告联盟完成。
在此之前，索南嘉措也曾联系了大明，并在万历七年间封贡，得到了明廷的批准。
如今的西藏仍旧是一片混乱，各派分裂，并不是一个国家。这片地域上只有大明乌斯藏都司和朵甘都司，由大大小小的僧侣统治。格鲁派虽然从嘉靖时代就广寻外援，但俺答汗并没有成功帮助他们赢得这场宗教战争，直到十年前，崇祯朝末期，固始汗才打入拉萨，确立了黄教在藏地的地位。
因为蒙古问题而触发了西藏问题，这点并不让朱慈烺感到意外。不过迎来了四大法王之一哲布尊丹巴，却让朝廷上下有些迷茫。
该用何等规格的礼节来接待这个僧人呢？他跟明廷认可的大宝法王是什么样的关系？是否会提出一些让皇帝陛下尴尬的问题？
这些前置工作从札那巴札尔刚刚踏上漠南的草原时，就已经开始了。十余名礼部的官员从北京前往张家口，名义上垂询迎接，实际上则是判断是否应该让这些番僧见到皇帝。到底在明人的观念中，蒙元正是因为信奉这些番僧诡异的佛教才最终败亡的。
隆景五年正月，札那巴札尔终于到达了北京，驻锡妙应寺。
正月十六，大明新年法定假日结束后的第一天，朱慈烺在武英殿宣召札那巴札尔，接受他的朝觐。
作为一个学问僧，札那巴札尔非但精通蒙语和藏语，对于汉学也颇有造诣。信奉他的人相信这是累世的宿慧，但明廷上的儒生们却对此不屑一顾，坚信札那巴札尔只是因为聪明，学东西较快，在愚昧的蛮族之中就显得灵异了。
“考究此人自报累世行状，从未来过汉地，即便真有转世之说，能说汉话也断然不会是宿慧所致。”吴甡已经失去了成为大明儒教领袖的机会，相比徐阶那样政学一体的首辅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但对于佛教抵制还是必须坚持的，这是每个信仰坚定的儒者都应该做的事。
“到时候怎么称呼他？名字还是法号？”朱慈烺问道。
“若是他行俗礼，陛下可称他法号，以示宽大。”吴甡道。
若是这个番僧只是行合什礼，不肯行叩拜大礼，那么明廷就连他的僧侣身份都不承认。
至于尊号那更是违法的。因为普天之下只有大明皇帝才能册封尊号，不会承认蒙古外藩私下的封号。
朱慈烺点了点头，大步迈进武英殿，一眼就看到身穿喇嘛服饰的年轻人站在堂上。朱慈烺穿的是龙袍，彼此之间都是制服，都能第一眼认出对方的身份。那年轻人垂首的同时，双膝弯曲，行了藏传佛教中顶礼上师的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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