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人说“湖广熟，天下足”，实在是因为全天下都指望着湖广。
左良玉虽然跋扈一方，形同藩镇，但好歹没有造反，比辽西将门也要客气得多。朝廷仍旧能从湖广拿到粮税，实在不够，用银子买点也没问题。现在这么一个集权人物一死，麾下将领各自为政。防区富裕的不想动的，防区贫瘠的要眼热，少不得互相龌龊，最终兵戎相见。
而且湖广实在没有能臣。
巡抚何腾蛟在历史上名声很差，虽然最后死得也算英勇，但他一手挑起了诸营内讧，断送了一次绝佳地将满清赶出关的机会，是个只会挑拨离间、贪功喜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庸人。
……
“此人一直跟着左良玉大营，真是浑浑噩噩不知所谓。袁继咸都已经派人送到了消息，而他身为巡抚竟然迟迟没有音讯。”
朝会之后，内阁诸臣循例到了皇太子殿下的书房开内阁会议。朱慈烺拿出袁继咸让傅山带来的通报，对湖广形势表达了忧虑。
“楚镇之强的确不是他一个巡抚能够节制的，但连消息都不送来，实在难逃渎职之罪。”吴甡道。
孙传庭看了吴甡一眼。他刚好知道，何腾蛟一介举子，是刘永祚看中栽培的。而刘永祚是东林党人，又是吴甡老对头温体仁的同乡。这个时候顺着皇太子的意思附和一声，顺便就把罪定下来了，倒是不讨人嫌。
朱慈烺对于党争看得很淡，甚至不认同这些人属于“党”。他们完全是一种利益集合或是关系牵连，虽然有控制政权的朴素愿望，并没有统一、坚定的核心理念。这样的集团说穿了就是乌合之众，不攻自破。
一切的根源就在考成法。
之所以张居正的考成法没有杜绝后世的党争，一者是被后人荒废了，再者也是因为张氏考成法缺乏具体的数据标准，使得考功令史的主观意见便得太过重要，掺入了太多的非客观成分，反倒变成了党争时候的工具。
而朱慈烺的考成法却以客观事实为根本，尽量排除个人主观因素，所以就算有人要借此打击政敌，也不可能颠倒黑白。譬如吴伟业这事，若是最后他拿出了自己的确满足任职要求，那个攻击他怠政的御史很可能就要反坐。
朱慈烺道：“现在左良玉的死讯还没传开，先给他点甜头，让左镇诸将稳一稳。咱们先把北直的仗打完，然后慢慢料理湖广。”
“殿下，莫不然先加袁继咸湖广总督之职，压住左镇？”孙传庭自认自己没有结党的私心，故而也不担心这个时候举荐一方督抚犯了忌讳。
朱慈烺看了看李遇知和蒋德璟，见他们没有意见，方才道：“袁继咸德行操守足以堪任。如果湖广没有乱，他去安民布政是没有问题的，但现在形势不明，恐怕有些不合适。我的意思是，派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去督师湖广。”
第444章 吟到真诗喜欲狂（8）
明朝藩镇肇于天启朝，成于崇祯初年。
在崇祯十年左右，各镇武将或是不听调派，或是阳奉阴违，仍会被督师斩于阵前。而到了崇祯末年，镇将非但不遵督师号令，甚至连圣旨都不管了。
到崇祯十八年这个原历史剧本中不存在的年份，甚至连文官都不听圣旨了。
这种情况，简直就是国家覆灭的情形。
人人都存有这种怨念，反倒是皇太子朱慈烺已经很满足了：果然有了对比就有了心理平衡。
史可法拿到了督师湖广的任命，袁继咸拿到了总督凤阳的任命，马士英莫名其妙拿到了南京兵部尚书的位置。至于何腾蛟则被发往云南当巡抚去了。
朝廷的这一轮人事任命实在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就连崇祯都看不明白儿子的这番调动。
“史可法是东林，左良玉也是依附东林侯恂出身，这两人若是沆瀣一气，如何是好？”崇祯在偏殿召见了自己的长子，直接问道。
“父皇，东林也并非铁板一块。”朱慈烺有了田存善在江南活动，对东林党内部也清楚了许多。
东林以书院为起点，虽是南人为主的，但随着势力的扩张，势必要引入其他地方的士子。这些士子到了今日，也轮上了东林骨干的位置，故而在东林内部也有地域之分。侯恂和史可法都并非真正的江南人士，自然是属于东林中与党魁不同的一派。
崇祯并不知道这些秘辛，不过还是自以为明白地点了点头，道：“史可法能制衡左良玉么？”他只以为史可法与左良玉分立两派，却不知朱慈烺原本就没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左良玉一死，楚镇与东林的联系自然就断了。
派史可法督师湖广，只是一个表态。
如果史可法去了湖广，自然是忠于朝廷的，是不相信谣言的。如果他不肯去，则表明他对“谣言”持肯定态度，那就是站队问题了。这点任何一个江南士子都明白，所以只要史可法奉旨前往九江，东林党内的分裂也就呈上桌面了。
马士英前往南京出任兵部尚书这个实职，看似捡了一个便宜，却是一面被人攻讦的盾牌。如此一来，党争造成的混乱就会更大，暴露出来的立场也就更细化。
更何况，朱慈烺看中的是这个人的敛财能力。
此人在崇祯五年巡抚宣府，到任才一个月就檄取公帑千金，馈遗朝贵。后来他被镇守太监王坤告发，坐遣戍。当时还颇有东林党人为他鸣冤，说他被阉党构陷。由此也可见党争时的黑白是多么难以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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